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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教育的歧路和“文化”教育的回归 ——现代语文教育理论的反思 李山林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411201） 本文发表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2期 摘要：现代语文教育理论将语言分为“内容”和“形式”，继而将“言语形式”作为“语文学科”“独立”的标志性因素。这种“言语形式教育”论违背了“语言不可分”和“语文能力整体性”的规律，虚化了语文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走向了一条歧路。集文史哲经等文化教育为一体的古代语文教育暗合了语文作为“百科之母”的综合性特征，从“文道一体”的本体观念，到目标、内容、方法都符合语文教育的固有规律。因此，回归“语言文化教育”是当代语文教育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言语形式教育；反思；语言文化教育；回归 新学制下的语文学科是从古代综合文化教育的母体中“独立”出来的。“语文”学科单独设置以来的百年学术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独立”史。百年来，语文教育学界努力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理论上让“语文”彻底脱离它的历史文化教育母体，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有学者撰文标题就是《为语文真正独立成科（课）而奋斗》。李海林将现代语文教育理论发展概括为两大转折：一是由经义教学发展成为语言教学，被称之为“语言的觉醒”。二是由语言知识教学发展成为语言运用教学，被称之为“语用的觉醒”。这里，“经义”教学，是语文的“母体”，而“语言”教学和“语用”教学则是标志渐次“独立”出来的语文“新体”。李海林的这种描述还是符合语文教育学术发展实际的。语文学科的命名史也大体展示了这一发展线索：从“读经讲经”到“中国文学、中国文字”，再到“国文、国语”，最后定名为“语文”。而“语文”的定名者叶圣陶先生对“语文”的解释是“语文就是语言”，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至此，语文与语言几乎画上了等号，对语文的研究也几乎都从“语言”出发。于是，就有了上个世纪“语言知识”主宰语文教育的时代，就有了由语言派生出的影响持久的“工具论”和“人文论”，就有了本世纪以来的“语感论”、“言语教学论”，和“言语形式论”。也就有了写进语文课程法定文件的“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课程性质话语。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和学说，确实在理论上把“语文”从“经义”教学中解脱出来，彻底脱离母体，“独立”成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教学学科了。 独立出来的语文学科与它的母体（古代语文）的区别在哪里？就在于一个认定“语文等于语言”，一个是“文化综合体”。换言之，一个着落在“语言”上，一个蕴含在“文化”里。 问题是，“独立”出来的现代语文教育百年来不但绩效不显，反而屡遭诟病。有人用“有心栽花花不发”和“无心插柳柳成荫”来比喻现代语文教育和古代语文教育的状况。现代语文教育专一于“语言”，学生的语文水平却越来越不尽人意；而古代语文教育用心在“文化”，无心于“语言”，却培养出了整体上语文水平很高的文人。这就令我们反思，立足于“语言”的现代语文教育理论是否走了一条歧路，而用心在“文化”的古代语文教育又暗含了多少语文教育的本体规律值得我们阐扬光大。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做些初步探讨。 一、“语言”教育：现代语文教育理论的歧路 百年来，基于“语言”的现代语文教育理论，在发展中包含了多种学说，最初是叶圣陶先生提出的“生活工具论”，接着是“明里探讨”的“语言知识论”，本世纪以来有李海林的“言语教学论”，王尚文的“语感论”，余应源的“言语形式论”等。这些学说尽管名目不同，内涵也有差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语言”。有的强调语言作为“生活工具”的重要性，有的看重“语言知识”在语文学习中“明里探讨”的作用。“言语教学论”注重“语用”，“语感论”提出“语感”是语言能力的核心。“言语形式论”最致力于语文学科的“独立”，提出语文教学的内容应该侧重“言语形式”，并以此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教学。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点都是把眼光落在“语言”这个他们认定的形式因素上，“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感觉，“言语”是指“语言文字的运用”，“言语教学”就是“语言文字运用”的教学。“语言文字”是它们共同的关注点。概括来说，现代语文教育致力于学科独立的理论线索是：语文→语言→语言知识→言语→言语形式。立足点从“语言”开始，最终落到“言语形式”这一单纯的因素上，以显示“语文”纯粹的本质。 现在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语言（言语）在教学的意义上，是否可以分离出“语言（言语）形式”？语文中的“语言”是否就只指“语言（言语）形式”？ （一）语言不可分：来自语言本体理论的反思 语言可不可分，这牵涉到语言的本体理论。在语言学理论中，有许多不同的语言观。但在现代语文教育理论中，主要借鉴了“语言工具观”，并写进了法定的课程文件：“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把语言认定为“工具”和“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