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家风.docVIP

焦裕禄的家风 　　焦裕禄的儿孙们，这些笼罩在光环下却怡守家规的后人们，不伸手，不特殊，诚实劳动，自食其力，个个努力做一名好公民、好党员、好干部。 　　说起来是快50年前的事了―― 　　1966年春上，我还是个半大孩子，在山东沿海的一座小县城里，我从父亲订的省委组织部办的《支部生活》杂志上，读到了那篇著名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那是共和国历史上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虽渐行渐远，但饥馑仍在中国城乡的一些角落徘徊。现在回想起来，在人们咬紧牙关拼力扭转天灾人祸带来的巨大困难的关键时期，焦裕禄像一道电光石火，一下子把人们在困厄与重压下的心照亮了―― 　　新任县委书记焦裕禄到职第二天，就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来到兰考火车站，目睹被灾荒逼迫而背井离乡逃荒的群众，连夜开会研究如何鼓舞干劲领导群众改变兰考面貌；为了制伏“三害”，焦裕禄带头冒雨涉水观察洪水流势和变化，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大雪封门的时候，连转9个村子的焦裕禄走进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家动情地对她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多年带病坚持工作，肝痛得厉害时，焦裕禄就用手按、膝压和硬东西顶，日子久了，办公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 　　在焦裕禄的先进事迹中，不准孩子“看白戏”的故事令我印象深刻：有一次，焦裕禄得知孩子看戏时，告诉收票叔叔“焦书记是我爸爸”，没有买票就进去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焦裕禄又建议县委起草了《干部十不准》的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那个年月，能看一场电影和戏，是近乎奢侈的难得精神享受。十里八乡的农村群众为看一场电影，翻山越岭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是常事。我和小伙伴就时常为无钱买票到电影院看电影而苦恼。因此，我很能理解报道中那个“看白戏”孩子的心境。虽然少不更事的我尚不能完全理解焦裕禄这一举动的全部意义，但对他带头严格要求子女、不搞特殊化的做法印象至深。 　　2003年深秋，我随驻豫某集团军部队赴兰考县东坝头黄河大堤抗洪抢险，一干就是40天。东坝头是重塑中原的黄河最后一次拐弯的地方，也是倾注焦裕禄心血和汗水的一方热土。那段时间，我时常乘车从坐落在兰考城南的焦裕禄半身塑像前经过，每每感受到焦裕禄坚毅的目光，那“目光”带给我巨大的力量。 　　不久，我在开封见到了焦裕禄的二儿子、时任开封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的焦跃进。虽未曾谋面，但对他并不陌生。2002年10月，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亲赴北京卖大蒜的报道。那时，他在开封市所属的杞县当县长，组织实施“大蒜兴县”战略，在北京展销会上亲自推销，使杞县一跃成为全省第一的大蒜生产出口基地县，他也因此被评为“中国果菜产业十大杰出人物”。几年过去了，在杞县当过8年县委书记和县长的焦跃进已赴开封履新。 　　这个与父亲焦裕禄有过类似从政经历的“大蒜县长”，下乡当过农民、生产队长，一头扎在豫东农村干了20多年。当年，焦裕禄为根除“三害”，曾经用脚板丈量了东坝头的每一寸土地，而焦跃进也曾追寻父亲的脚步，在东坝头乡埋头苦干当了近6年乡党委书记。这次见面，我弄清了焦跃进不是那个“看白戏”的孩子，是电影《焦裕禄》中嚷着要吃红烧肉结果被父亲骂哭的那个孩子。 　　“你为什么不到父亲工作过的兰考去当县委书记呢？” 　　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希冀焦家子承父业的。 　　焦跃进坦然笑道： “我去兰考不好干呐！” 　　不矫情，不掩饰。他如实道来。 　　他告诉我，父亲辞世的时候，自己只有5岁，尚不知道父亲的离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对后世今生会产生什么影响。彻底读懂父亲，还是在当了乡党委书记特别是县委书记之后。 　　2008年“五一”前夕，成都军区政治部吴主任打电话说，军区政治部朱新民副主任因母亲病故回河南老家奔丧，嘱我给他提供些方便。机关的同志告诉我，老朱是焦裕禄的女婿。 　　之后几天，我陪一位领导在驻安阳部队检查工作，忽然想起老朱至今未与我联系，急忙打电话询问。不料，他已从开封去了郑州。原来，老朱不愿给部队添麻烦，只在开封焦跃进处小住，悄悄料理完老人后事就踏上了归途。 　　没过几天，汶川大地震发生。我奉命率部火速入川抗震。在成都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在救灾部队帐篷里，我多次与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老朱见面。这位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的部队政工干部，沉稳持重且待人宽厚，总感到他举手投足之间似有从兰考大地上传承的某种东西。 　　等我在沈阳再次见到老朱时，已是2012年6月了。其时，他带成都军区优秀旅团主官疗养团到大连疗养，活动结束时取道沈阳返回成都。这次老朱带着媳妇――焦裕禄的三女儿焦守军。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