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统治的新闻事业.ppt

第二节 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控制和摧残 一、“癸丑报灾”事件 二、袁世凯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 一、“癸丑报灾”事件 　　1913（癸丑）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国民党内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气焰更为嚣张。他先是强迫国会选其为正式大总统，继而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镇压，对进步报人残酷迫害。 著名的《中国日报》、《民立报》和复刊后的《大江报》就是在这次报灾中被查封或被停刊的。 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和民国元年的500家相比，锐减30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报纸只剩下20余家。近代新闻史上称这次事件为“癸丑报灾”。 二、袁世凯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 第一，创办御用报纸，充当喉舌。 第二，收买报纸，为己所用。 第三，制订法律，限制新闻自由。 第四，残酷镇压和迫害反袁报纸与报人。 第一，创办御用报纸，充当喉舌。 袁世凯上台后，立即着手办报。他利用手中权势，创办了一些官报。 同时，他还用公款创办或盘进了一些民间报纸，这些报纸打着民办的招牌，其实是袁控制的御用报纸。这些御用报纸主要有北京的《国权报》、《金钢报》、《亚细亚日报》；长沙的《国民新报》；上海的《神州日报》。 《亚细亚日报》，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中言论最猖獗露骨的一家。《亚细亚日报》主编薛大可，袁世凯称帝期间，该报带头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记者署名称“臣记者”。 第二，收买报纸，为己所用。 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统治期间，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政府津贴的报纸，总数在125家以上。 北京的《国华报》、《黄钟日报》、《新社会日报》、《国权报》、《京津日报》、《大自由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广州的《华国报》等都被袁收买过。 袁收买方式多种多样，有的一次付给巨款，有的长期给予津贴，有的则是零星的施舍。 此外，对一些有影响的发行人、编辑记者，袁世凯还以发干薪、致送宣传费、著作费等方式进行收买拉拢，要求他们为自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 第三，制订法律，限制新闻自由。 　为了给摧残新闻言论自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从1912年到1914年，袁世凯政府先后颁布《戒严法》、《治安警察法》、《报纸条例》和《出版法》。 这些法令，不仅措词含混，为当局任意摧残新闻出版物提供方便；而且，其规定十分苛刻，处置也极为严厉。要求所有报刊每日出版前必须呈送给警察机关备案审查，警察机关有随意停止报纸出版的权力。当局动辄以“淆乱政体”、“妨害治安”、泄露“外交军事之秘密”等罪名对报纸和报人加以惩处。 第四，残酷镇压和迫害反袁报纸与报人。 袁世凯从篡权之日起，利用他的死党亲信对各地的报刊进行严厉的摧残与迫害。在北京，1912年6月，他的亲信、内务总长赵秉钧指使军警200余人，包围、打砸中央新闻报社，绑走该报经理、主笔等工作人员11人。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又向反对帝制的报刊进行残酷迫害。这次遭受浩劫的，不仅有革命党人的报刊，而且有先前依附袁世凯，但这时反对袁复辟帝制的进步党系统的报刊。 据统计，从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袁世凯统治的4年零两个月，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受传讯，9家被军警捣毁；记者至少有24人被枪杀，60人入狱。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黄远生在《忏悔录》一文中曾痛心地说：“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shèngyú古代特指天子和诸侯所乘坐的车子; 借指帝王），指斥权贵，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 ?然而，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大多数报刊都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日本东京创办《民国》杂志和《甲寅》杂志，分别由胡汉民和章士钊主持笔政，进行反袁宣传。 就连原先拥袁、亲袁的一些报纸和报人，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帝制的震撼下，也转而加人了反袁的行列。梁启超写了一篇反对复辟帝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派人送去20万元请他不要发表，被梁启超拒绝。这篇文章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后，各报争相转载，影响很大。 一些历来比较保守的报纸，如上海《申报》、香港《华字日报》等，也改变态度支持反袁。《申报》曾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贿赂，指责帝制活动是“无端自扰”，“实难赞同”。真正死心塌地为袁世凯称帝作鼓吹的，最后只剩下《亚细亚日报》等几家御用报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