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原因和对策初探.doc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原因和对策初探 我国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不可谓不明确；司法机关为贯彻此项规定采取的办法和措施不可谓不尽力；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责任人的处理也不可谓不坚决；但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却依然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仅因此致死者每年不下十几、几十例甚至更多。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对此种现象的成因进行全面、细致、客观、公正的考察和剖析，以期尽可能找出一些实用的对策。哲学家的一句名言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笔者理解，这个“合理”不是道德和法律层面上的合理，而是指任何存在的现象都有其存在的历史、现实、物质、意识等方面的根源和理由。不分析和认清这些根源和理由，就不可能找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措施。笔者以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归纳起来不下十余种： 1时间紧迫性。 社会治安状况不好，突发、重大案件居高不下，“严打”由临时措施演变成长期做法，司法干警办案任务繁重，压力有增无减。限期侦破的时间紧迫性，使得少数干警在少数案件上“萝卜快了不洗泥，合法违法一起上”。 2实践有效性。 由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个体情况不同，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不打不招、招后调查、利于破案的情况。疼痛引起的心理反应，类似麻醉冬眠状态，能使人作出某种如实陈述，从而减少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 3取证困难性。 社会生活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普及迅速，使得犯罪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智能化。犯罪痕迹随着时间、气候、环境等客观因素和人为掩盖、破坏，取得确凿证据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从嫌疑人口中得到线索，是取得稍纵即逝、时过境迁证据的便捷方法。 4目的正当性。 及时侦破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将犯罪元凶绳之以法，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确保一方平安，这是广大司法干警的神圣使命和最高天职。这一使命和天职，既是全体司法干警奋不顾身忠于职守的动力，同时也容易异化为少数干警违法逼供的精神支柱。 5 程序次要性。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还与司法界长期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有关。不少司法人员认为，只要案子的实体部分错不了，只要不放纵犯罪分子，注不注意程序是次要问题，注意更好，未注意，如刑讯逼供出了纰漏，也只是个方法问题。 6 职业特权性。 正因为司法工作人员承担着维护国家稳定的重大责任，国家也就赋予他们履行职责的相应权力，一些一般公民可望而不可及的权力，使得少数干警滋生一种优越感和特权思想。而对于平时不注意学习，不严格要求自己的干警来说，这种特权思想会随着时间推移与日俱增，养成一种稍不如意，开口就骂、动手就打、举枪就发的恶劣作风。某市一位警察在把一位乡镇企业局长打得死去活来时得意忘形地说：“我今天把你放了，明天还可以抓你，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其霸道之猖獗令人发指！ 7 违法隐蔽性。 使用刑讯逼供方法，不仅难于得到真实可信的口供，而且还很难审查这种口供。在随后进行的诉讼过程中，很难从卷宗里发现某些口供是正常交待而某些口供是刑讯结果。卷宗里绝对不会记录下刑讯逼供的过程，有关人员一般也不会承认对嫌疑人采用了刑讯逼供方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认罪服法，一到法院审理阶段即以刑讯逼供为由推翻前供。让法官为难的是，被告人难以举出确实受到刑讯逼供的有效证据，甚至具有被告人在羁押期间受伤的法医鉴定，也因无证据证明受伤结果与司法人员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无法认定。如果经历刑讯逼供的被告人出于各种考虑在审判阶段仍不翻供，则更给法官增加了公正判决的难度。 早在两千年前我国西汉时期的路温舒在给汉宣帝上书时就说过：人的本性是安定就希望生活，痛苦则愿意死去。棍棒之下，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呢？因为囚犯受不了痛苦就视其需要而编造口供，司法官吏则利用这种情况指明问供，但他们在向上报告时担心露出马脚，就反复锤炼，使之周到严密，没有漏洞。等到上面批了，案子成了定局，虽然有象皋陶那样高明的法官再来听取情况，也以为死有余辜。为什么呢？是因为经过反复锤炼使罪行变得十分明显啊！ 8 历史合法性。 刑讯逼供难于禁止与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合法性有关。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周礼》中，便有“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的记载。汉代时拷打罪犯，以供定罪，基本形成制度。至魏晋南北朝时，何罪使用何种刑具的具体规定写进律令之中。唐朝建立初期，统治者为笼络人心，下令将拷打的部位由背部改为臀部。唐律中还有对非法用刑造成严重后果者追究责任的规定。但以刑讯手段逼取认罪口供的合法性并未受到丝毫动摇，至宋代达到极至。正如马克思所说：“实体法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