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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之卫生篇 制药3组 60年医疗卫生大事记 1949年9月 第一届卫生行政会议中确定了全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1951年 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为国有企业职工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随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免费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福利制度。 1965年 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大批城市医务人员深入农村，为农民防病治病。 1992年9月 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鼓励医院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1994年 开始探索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1997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000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启动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之后，相继出台了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医院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药品价格管理、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卫生事业补助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其一，从有机合成的角度上来讲，牛胰岛素是一种由58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多肽。在中国化学家把它人工合成出来之前，美籍化学家Vincent du Vigneaud已经在世界上第一个合成出了一种由8个残基组成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多肽——催产素。正是由于这项成果，Vincent du Vigneaud获得了195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在诺贝尔奖的主页（）上也明确指出了他得奖的原因是“for his work on biochemically important sulphur compounds, especially for the first synthesis of a polypeptide hormone”。与Vincent du Vigneaud相比，中国科学家在合成牛胰岛素的方法上并没有本质上的突破和创新，所以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的工作是不可能被授予诺贝尔奖的！反之，美国化学家Robert Bruce Merrifield由于发明了多肽的固相合成方法，这在方法学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所以他获得了198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诺奖主页上也指明其获奖原因是“for his development of methodology for chemical synthesis on a solid matrix”。由此可见：诺奖最看重的是方法本质上的突破和创新。　　其二，从生理学的角度上来讲，牛胰岛素也不是第一个人工合成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多肽或者蛋白。在它之前，介于牛胰岛素和催产素分子量大小之间的其它多肽也已被合成出来；在它之后，分子量更大的多肽也陆续被人工合成出来了。最小的多肽催产素已被授予了诺奖，“最大”的纪录还在被不断地刷新，所以居中的“前纪录”—牛胰岛素也就不可能得到诺奖了。否则，在物理领域里，每一次人工合成新的元素岂不都要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奖了？！ 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重大改革 50-60年代：那些缺医少药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伊始，祖国的各项事业都处在恢复阶段，当时的医疗事业也同样如此。缺医少药，医生的数量和人口总量不成比例，看病难成了普遍现象。物质条件的匮乏让人们的健康意识也相当淡薄，除非病情严重，否则很少看病就医。当然，即使就医，很多时候也没有治疗的条件，看不上病是常有的事情。当时的医院并不像现在，想要多少药就批发多少。在那个各种物资都紧缺的年代，药品都是按计划分配。比如说有一万盒药，都必须按照百分比严格分到医院和乡下。 1978—1992年：市场改革下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 　　70年代末，市场改革改变了医疗卫生保健系统的政治、财政、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从而也改变了医疗卫生保健体系。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体系改向，变成个人保健导向的、高科技导向的、医院导向的、资本密集的、商品化的、和偏向城市的西方模式 80-90年代：改革开放让医疗硬件“硬”起来　　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潮涌动，国家的各方面实力都开始迅猛发展，硬件设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日益显现出来。原有的合作医疗体系被打破，新的医院开始建立，新的药厂开始开工，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在医院中，病房、病床多了，各种先进的医疗设施和器械以及高级的检查设备也慢慢地得到补充。拍片子、照CT、核磁共振等新技术开始进入居民的生活。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立，各类民营医院的发展，专科治疗的医院的出现不仅为人们创造了良好的医疗条件，提供了良好的就医环境，更让百姓有了选择的空间。 1992—2009年：医改再掀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