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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城市化的记忆与憧憬 2015年11月8日，2015年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在上海开赛。本次赛事共有3.5万名参赛者参加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10公里跑和健身跑比赛。 　　2015年12月的冬至前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首都北京召开。这是时隔37年后，城市工作会议再度召开，并从“全国”层面升格为“中央”层面。和上次城市工作会议所受争议大相径庭的是，本次会议共识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会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毫无疑问，城市化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和进步标志是无法替代的。 　　1978年的困境与上海 　　1978年被当代的历史学家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小平同志以总设计师的形象开始著称于世。当时的中国，是个贫穷的国度;内乱刚刚结束，思想还未彻底解放;户籍制度，像铁幕一样隔开着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与此同时，积压了多年的农村知青返城潮，困扰着每个家庭、每座城市的管理层直至中央;计划体制无所不包却又无所作为，多达76种票证统管的民生物资成为短缺经济的象征。城市是灰色的，高楼是罕见的，在在多见居民自行建造的平房瓦屋。那时，城乡居民穿戴打着补丁的衣服，并以此为艰苦奋斗的道德符号。精神层面上，雷锋是青少年的最佳偶像;娱乐层面上，公园里的集体交谊舞反复被社会舆论质疑。 　　那时的上海怎么样呢？是毫无疑义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因商业繁荣和工业体系齐全而充满着优越感。南京路，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街;它派出的裁缝、厨师和美发师，甚至孵育了王府井的色彩。人民广场一侧的国际饭店，仍然是小学课本中的中国城市第一高楼;它和横跨苏州河的外白渡桥、徐家汇的万人体育馆一起，成为外地游客和新婚照片的最佳取景地。 虽然同处票证时代，但上海滩的市民生活更加精致。度量衡上“半两”单位的粮票，似乎是上海独有的，是为了一根油条;零碎的细布组合成单纯的领子，挺刮在上海人“高傲的脖子”上;上海制造的万吨轮，近洋捕捞的海鲜成为节日的欢庆佳肴;上海男人还有鲁班的手艺，逛逛家具店就能打造出同款式的木器、藤器和竹器。不过，那时人们眼中的“大上海”，是断然不包括浦东的;过江则是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轮船摆渡。地域上还细分为“上只角”和“下只角”，各自的代表就是静安和闸北。 　　不仅是上海，其他省份同一座城市的内部，也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1978年的无锡，城区的燃料是凭票供应的煤球（后来进化为煤气），郊区的燃料是丰收之后的秸秆（后来进化为沼气）;副食品方面，城区的小家庭凭证去菜市场采购鸡鸭鱼肉，郊区的大家庭完全依靠圈舍自家饲养的家禽畜牧。无锡当年的城乡收入差异极其明显，大体上是工人家庭一季度的工资多于农民家庭全年的收入;工人家庭炫耀的是售价120元的上海牌手表，农民家庭比较自豪的则是30元一只的三五牌台钟。所以一有机会，农民就要进城;不管是无锡还是上海。 　　而从1978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到汪道涵任上海市长的1985年，上海城市贡献的第一角色仍然是服务全国。当时的中央部委、研究机构和上海社科院一起，直接规划了上海的战略蓝图，浦东进入研究视野、规模利用外资成为发展路径、第三产业的概念出现在红头文件中。在区域定位方面，如今全面进入开发状态的虹桥枢纽、浦东机场、临港新城、闵行滨江以及徐家汇、北外滩、北上海、五角场等城市副中心，无一遗漏地被“高瞻远瞩和功能规划”一番。那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的短缺。所以根据当时的中央城市工作方针，上海一方面加大轻工业产品的投资，同时还是宝山县和金山县的上海滨海区域分别承担了炼钢和石化功能。不久，宝山钢铁总厂和金山石化总厂就分别成为全国城市建设的原料供应商。 　　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发展路径以及若干年后的浦东开发战略决策，其高瞻远瞩的水平就是本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决议所称道的：“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 　　今后，“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我觉得这对上海以及周边区域，要求是蛮高的。 　　城市化的憧憬与“城市病” 　　我们的先贤和先人，对城市的憧憬由来甚久。如果没有城市和寄托于城市的文明，中国文化就会像巴比伦一样中断。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城市实体形态和城市经济概念的国家。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城市生活的雏形，汉代的城市分工就明确了基础建设、市政管理和税务征收等衙门职责。唐代，国都长安即如今的西安就是一个高度开放的城市，外国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