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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起点，我们的长安 　　丝绸之路，既是一条横亘东西的贸易之路，也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沿途西域绿洲王国，一直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并蓄的态度，来自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以致基督教东方教派一支的景教，都在这里和谐并存并得到传播，而作为陆上丝路东端的六朝古都长安，亦可以被看作是汇集各路宗教的信仰之都。 存留至今的唐代长安地标性建筑小雁塔 从草堂寺到小雁塔：佛教汉化的历程 　　正如玄奘之于大雁塔，同为存留至今的唐代长安地标性建筑小雁塔，是和唐代高僧义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0月正是旅游旺季，然而在熙熙攘攘的游客与导游中，这位法显、玄奘之后最为著名的中国西行求法高僧的名字往往只是被一带而过，多数人只知道这座现存13层、43.3米高的青砖佛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起初是为了存放义净从天竺带回来的佛教经卷，游客们的兴趣更多是登塔远眺，或者亲手敲响寺院内那口复制铁钟，体味一下“雁塔晨钟”的神韵。 　　佛教何时初入中原？是从海路最先抵达？还是陆路最先抵达？至今学界亦有所分歧。《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又说汉武帝时，霍去病讨匈奴，所获休屠王祭天之“金人”，即释迦牟尼佛像，这些说法被今日历史研究界看作后世佛教徒为使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尽量提早而作的穿凿附会，最早可信的一条早期史料出自《魏略?西戎传》，称：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 　　日本佛教史学者家本善隆认为，东西交通的开始，使佛教经由中亚传入中国成为可能。追求利润的西方商人和随着佛教热而勃兴的佛教文化沿着已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从2世纪开始渐次地不断地流入甘肃、陕西、河南。而白鸟库吉更是断言，佛教传入的道路只有一条，即见于《汉书》的所谓“?Y宾?乌弋山离道”。汤用彤说：“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 　　同样，一些学者如梁启超则坚持海路初传之说：“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西汉末年至魏晋，中原社会局势动荡，西域交通道路断绝，不少海外高僧取道海路来到中国弘法，而中国佛教僧人亦西行求法，络绎不绝，往来于西域南海之间，东晋隆安年间，?Y宾国僧人昙摩耶舍经来到广州传教，建立了光孝寺，直至唐代，在该寺传教译经的有印度高僧求那罗跋陀三藏、智药三藏、达摩禅师、波罗末陀三藏、般剌密谛三藏等。唐仪凤元年（676），禅宗六祖慧能在此削发受戒，开创佛教禅宗南派。 　　无论如何，在陆路，佛教信仰东渐的路线，大致与陆上丝路所开辟的贸易路线相同：由克什米尔进入于阗，再由天山地区经丝路南北道。在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时代，第三次佛教集结后，就有僧侣有末阐提等人抵达?Y宾与犍陀罗、摩诃罗弃多等人前往大夏地区传教，此时，佛教与西域塔里木盆地绿洲中间有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脉相隔，但其中依旧有多条小路交通线，诸如克什米尔经皮山、子合至于阗一线。 　　在大月氏与后继之贵霜帝国早期，第三代国王迦腻色迦二世（Kanishka，1世纪末或120～160年）皈依佛教，曾召集五百高僧于克什米尔举办第四次佛教集结大会。由于贵霜帝国地处丝路险要，于是大批中亚佛教徒得以进入西域，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越过葱岭，到达于阗。于阗之西，有疏勒国，根据《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2世纪初，国王臣盘继位之前，在迦腻色迦二世处曾为人质，耳濡目染之中皈依释教，后返国执政，弘扬佛教，据说派兵护送其回乡的贵霜亦为其建造了一所伽蓝，玄奘在其游记中亦对这所佛教建筑有所记载。自此之后数个世纪，古代新疆绿洲王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奉佛教为国教。直至今日，丝路上留存的一系列佛教石窟，就是这条陆路传教路线留下的坚实印记：从喀什的三仙洞，龟兹的克孜尔、焉耆的锡克沁、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向东延伸到敦煌莫高窟，最终抵达大同云冈与洛阳龙门。 　　两汉之际，中原时代佛教影响主要在中原至齐楚江淮之间，影响力似乎只限于皇室与上层贵族，但到了三国两晋时期，其影响逐渐下移，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任李利安认为，其原因不仅在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亦在于佛教暗含的平等与救赎思想。他告诉我们，《三国志?刘繇传》中，就记载了最早的民间奉佛运动“笮融祠佛”事件，笮氏曾为徐州牧陶谦部将，初平四年（193），笮融花巨资在下邳修造浮屠寺。浮屠寺建在下邳城南，寺中有塔，上有金盘，下有重楼，塔为九层八角，每层皆有飞檐，每面镶有铜境，塔顶亦有一面铜镜朝天，称为“九镜塔”。据说，堂阁周围可容纳3000多人在其内课读佛经，佛像外涂黄金，披着锦彩的袈裟。每到浴佛会时，在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来参观、拜佛的百姓达万人之多。 　　不仅如此，西来的大乘佛教般若论，与当时门阀士族崇尚的老庄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