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史上的人们.docVIP

中国与东南亚，交往史上的人们 　　著名的边疆史专家拉铁摩尔曾经将边疆分为同质边疆和异质边疆，同质边疆趋于融合发展，异质边疆则少不了冲突征战。两类边疆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文化的认同。中国南部与东南亚的边疆关系显然更倾向于前者，中国华南文化，“以其古老的居民、语言和文化而与东南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联系烙印在从古至今中国和东南亚交流史上的几类人群身上。 马来西亚马六甲河。马六甲是马来西亚的历史名城，位于马来半岛的南部，扼马六甲海峡咽喉，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中转站 幻人和使臣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在这一年的宫廷宴会上，有一场被日后的史料反复提及的演出――一群“幻人”，也就是今天所称的“魔术师”，在中国皇帝和大臣面前表演了各种各样的障眼法：用绳子将自己的身体绑起来，并且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从捆绑中脱困;在翩翩起舞的同时玩耍12个色球;还有吞吐火焰，互换牛头马面…… 　　如果从新奇性上来评价这场演出，只能算当时一次平常的宫廷活动。汉代是中国第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一个大事件是汉民族向长江以南的地方开拓，进入了气候温暖的区域并向更宽广的南方海域拓展。通过军事和贸易的双重手段在广东和越南立足后，汉代各郡向南的扩展使得东南亚和印度洋上的一些小国家首次与中国社会建立了直接关系。 　　《汉书》中记载了公元前1世纪时通向南海和印度洋诸海道中的第一种路程志，这被认为是汉王朝向东南亚和印度洋最早开放的明证。疆土的拓展伴随着北方的君王对温暖地区的好奇心，他们热衷于观看并对新奇之物一掷千金。在众多汉代的史料中，能零零散散地看到不少关于东南海域的奇幻民俗。《西京杂记》中写道：“东海人黄公”，“佩赤金刀，以绛僧束发，可以立兴云雾，坐成山河，还能制蛇御虎”……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说：在这段中国向东南亚最早开放的年代，东地中海和中国南部之间的远古关系仅仅具有一种简单的新奇意义――它们都受到了中国丝绸吸引力的刺激，而且具有一种简单的新奇意义。 　　但公元120年这场在汉朝宫廷内的幻术演出，却被认为是一种具备更深远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漫长的历史追忆中被一再提及。这批表演的“幻人”是由一个名叫掸的小国敬献的。掸是一个位于今天缅甸北部的少数民族，但这些“幻人”却来自海西，就是今天的罗马东部。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掸国西南通大秦”。这场演出因此被认为寓意着汉朝和罗马帝国最初的交往，这让谢和耐所总结的“新奇性”，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南部和邻近的亚热带国家，而是通过广袤的海域，延宕至了更广阔的西方。而东南亚这片海域，成为西方帝国与东方帝国互通有无的跳板。 　　汉朝与印度和罗马帝国的交往最初就是以缅甸和中南半岛为桥梁的。自东汉汉民族进入气候温暖地区，打通滇缅通道后，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就保持着断续接触。在法国学者谢和耐的考证中：“印度-伊朗贸易的大站之一似乎是湄公河三角洲上古柬埔寨王国的一个港口。在该古城的遗址上，发现了一枚公元152年轧制的罗马钱币，带有孝子安东尼人头像，另外一枚上带有马可?奥勃留的肖像。大秦国的商人在汉代就经常访问扶南国（当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直到公元120年，大秦幻人作为礼物被缅甸的一个王国送到了洛阳宫廷。” 　　自此至东汉后期，西方与南亚与汉朝的交通主要以南方海路为主。《魏略?西戎传》中也曾记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这段史料表明，在汉末三国时期，东南亚这片海域，已成为西方帝国与东方帝国互通有无的跳板。在当时，大秦通往中国的海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中南半岛西海岸登陆，穿过半岛上的“外夷”地区，到达交州刺史部所辖地区;一条是沿缅甸境内的伊洛瓦底江或萨尔温江溯流而上到达永昌郡和益州郡，即今天的云南境内。 　　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的官方使臣循着东南亚海域的航线，第一次来到中国。使臣们围坐在低矮的小桌四周，享用了汉朝的宫廷盛宴――面前的食物被预先切成小块，盛放在一长溜漆盘内，身边环伺的仆人不停地给他们填满用小米酿制的饮料。当他们离开宫廷时，得到了珍贵的中国礼品，其中首推丝绸。据考证，这首次的官方接触，路径便是经埃及穿越红海，然后绕过印度，折向马来半岛，再沿着印度支那海岸上行到越南北部，最后在一个名为交州的地方登陆，到达中国。 商人与海路 马六甲鸡场街（唐人街）。大量“下南洋”的华人移民促成了如今东南亚繁华的商业氛围 　　在罗马帝国的商人找寻通向中国的漫长航线过程中，有一位希腊航海家留下了一本名为《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的书，记载着当年的西方航海家们如何频繁出海，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道路的史实。这本书描述了四条航线：第一条是途经红海的非洲海岸，第二条路线是从红海的阿拉伯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