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docVIP

中国图书出版的“典范转移” 　　第一次听说苏精教授的大名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其时我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京师同文馆译书出版的论文。那些年两岸交流受限，尽管已从他人论文的引述中得知苏精教授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五年先后完成出版了《清季同文馆》和《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两书，但仍然无法获取这些著作。记得学校参考阅览室的一位老师还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台湾有两个苏精，一个是研究同文馆的，还有一个是研究藏书家的，著有《近代藏书三十家》。若干年后才恍然大悟，其实研究同文馆和研究藏书家，是同一个苏精的两张学术面孔。 　　一九四六年出生的苏精，一九七二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一九七六年进入台湾“中央图书馆”工作。由于不满意既有的关于晚清同文馆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他首先完成了全面梳理同文三馆数据的《清季同文馆》，一九八四年又修订增补，进一步从同文三馆的教师和学生生平及著述入手，完成了新作《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使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同时，他浏览馆藏善本古籍，每见书中历代藏书家累累钤印和朱墨圈点的题跋，发愿收集和整理藏书家的资料，完成了《近代藏书三十家》，从盛宣怀、叶昌炽、卢靖、李盛铎、梁鼎芬、叶德辉，一直讨论到张元济、董康、梁启超、丁福保、郑振铎，介绍他们的家世生平、藏书聚散经过、所藏内容特点、编印校勘或著述等相关行实。一九八三年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二○○九年经作者修订由北京中华书局重版，至今还被认为是“开近代藏书史研究之先河”的论著。一九九二年和一九九七年，他以将近半百之年先后在英国利兹（Leeds）大学和伦敦大学攻读与书目、校勘、出版史相关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一九九七年以伦敦传教会的中文印刷事业为论题，获得了博士学位，完成了研究者身份的华丽转身。之后他以西方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出版史研究专家的全新面貌出现在学界，二○○○年完成出版了《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二○○五、二○○六年先后推出《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和《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两书，又再接再厉，写出了《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二○一四年七月台湾大学出版中心推出了他的新作《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下简称《铸以代刻》）一书，该书简体字版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铸以代刻》一书主要探讨基督教传教士自一八○七年来华至一八七三年为止的六十余年间输入西式活字以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过程，详细地描述了传教士们是如何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全书除“导言”外，分为十二章，一、从木刻到活字：马礼逊的转变；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所；三、麦都思及其巴达维亚印刷所；四、中文圣经第一次修订与争议；五、初期的墨海书馆：一八四三至一八四七；六、伟烈亚力与墨海书馆；七、香港英华书院：一八四三至一八七三；八、美国长老会中文印刷出版的开端；九、澳门华英校书房：一八四四至一八四五；十、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一八四五至一八六○；十一、华花圣经书房迁移上海的经过；十二、姜别利与上海美华书馆，后附录参考书目和索引。作者在讨论这一“变局”的过程中突出独创性，不仅对于他人的研究力求避免重复，对于自己以往的成果所涉及过的内容也不再重复讨论，如对伦敦会为主的墨海书馆的研究尽量做到略人所详而又详人所略，而于长老会部分，如澳门的华英校书房和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则详细展开，尝试绘制西方印刷术来华传播比较完整与清晰的画面。作者谨守专业，就题论说，甚少引申发挥，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使全书的叙述格外严谨。 　　一、档案如是说 　　“档案如是说”是苏精博客的一个总标题。让“档案”来言说，充分运用中外档案，堪称苏精所有研究论著的最大特色。在英国留学期间，苏精几乎每天都与传教士的档案和手稿朝夕相对，一九九七年回国后，他继续沉浸在缩微胶卷的英文档案中，这些档案包括伦敦会档案、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马礼逊父子档案，以及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档案、美部会档案、圣公会传教会档案等，至二○一○年先后抄录了二百六十多万字的传教士档案。上述《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等三书，都是他孜孜不倦地利用英国各图书馆档案机构保存的传教士档案，如伦敦会、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机构的档案等，辨析相关史实，以多个崭新的角度呈现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与中文出版之关系，以及马礼逊的亲友同工斯当东、米怜与马儒翰；马礼逊施洗的华人信徒蔡轲、梁进德、屈昂等的生平行事。而《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一书，则是他利用在新加坡设立布道站的四个英美传教会档案，重新建构并解释了基督教传入新加坡的背景与经过，讨论传教士对华人的讲道、教育、出版与医药等事工内容，并从档案中发现这段期间共有十三名华人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事迹，从而更正了以往认为当时没有华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