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解绕不开历史这道坎.docVIP

中日和解绕不开历史这道坎 　　“历史不会死亡，甚至永远不会结束”。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重温美国著名文学家威廉?福克纳的这句名言，意义尤为特别。中日之间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但有关历史认识的“战争”仍未结束。美国学者加纳?费尔德曼去年4月在《外交政策》杂志上一篇题为《和解意味着你必须说对不起》的文章中写道：和解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它没有终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8月14日发表的战后70周年讲话中，虽有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道歉”，但其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应背负“谢罪的宿命”，传递出的“不再道歉”的讯息，既是对“历史”的误解，也是对“和解”的误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指出，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历史，是铭记历史、捍卫正义的要求，是日本与亚洲邻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前提。 历史认识为什么重要 　　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阅兵，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大规模纪念活动，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对历史正义缺失的一种回应。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拉纳?米特在其2013年出版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美英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的中国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忘。西方遗忘的不仅仅是中国这个盟友，还有历史正义。 　　历史认识之所以重要，首先体现它事关历史正义。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出现过一段被学术界称为“道歉时代”的时期。比如法国对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时期制造的大屠杀道歉，美国克林顿政府对未能阻止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道歉等。日本的“村山谈话”与“河野谈话”也正是出现在那个时期。但国家在国际层面主动追求历史正义，在世界历史上几乎还是空白。今年7月9日，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峰会期间，借助这一国际平台呼吁“坚决反对否认、歪曲、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图谋和行径”。在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将历史正义引入国际议程，并打造自身的话语权。 　　历史认识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忆，也会塑造国家的未来。对历史的集体记忆，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起初是不支持德国统一的。当时她的顾问曾对她说过这样一番话：“西德现在值得信任，所以应该鼓励其与东德统一。主要原因就是它在面对德国暴行历史上的‘模范表现’。”可以想见，当初撒切尔夫人主要的担忧在于，统一的德国是否会构成安全威胁。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者珍妮弗?林德在一篇关于历史认识争议的文章中指出，历史记忆对国家安全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塑造威胁认知以及国家间的信任水平。 　　德国当初能顺利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日本如今的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努力为何得不到邻国的理解和支持？林德关于历史记忆与威胁认知之间逻辑关系的观点都具有解释力。某种程度上说，日本向曾遭受其侵略的亚洲邻国展现何种历史认识，就会在这些国家中建构何种威胁认知。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也认为，有关历史记忆的政治是塑造如今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日本那些坚定主张修改和平宪法、推行强硬安全政策的政治人物，正是那些极力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人。安倍正是这类政治人物中的典型代表与坚定实践者。 　　据说西德总理阿登纳在世时每晚都阅读《圣经》，他对宗教的虔诚也被用来解释他主动向德国侵略战争受害国伸出和解之手的原因之一。但历史的另一面是，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对阿登纳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敦促其采取更多缓和关系的措施。美国的施压当然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的需要，就如同它没有在战后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一样。但阿登纳政府的和解外交也表明，战争加害国的历史认识以及与受害国的和解，离不开外部压力。虔诚如阿登纳的政治人物尚且如此，鲜有宗教情结的日本领导人没有理由不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承受更大的外部压力。 解构日本的和平身份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宪法的形式放弃国家发动战争权力的国家。和平主义一直是战后日本政府推销国际形象时的一大卖点，有学者甚至论证日本出现了“和平民族主义”，并演变成“日本例外论”。这种“例外论”也赋予了日本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优越感。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曾经说过：“日本对和平的愿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坚定和强烈。”正因为如此，致力于修改和平宪法的安倍也不愿放弃“和平主义”的论述，提出“积极和平主义”。日本社会的确存在自战后延续至今的反战、反军国主义声音，但将和平主义上升到日本国家身份的高度，却值得商榷。 2015年5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纪念达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仪式。 　　日本战后首任首相吉田茂是和平主义的提出者，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