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传统再展时代魅力.docVIP

乡贤传统再展时代魅力 　　乡贤?，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人文传统，长期填补着乡村公共治理空间的空白，承担着治理乡村、教化乡民、传承耕读文明的重任。 　　古代士绅乡贤中的许多精英，年少时“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年老后落叶归根，告老还乡，最终完成了“生于斯、长于斯、回报于斯”的人才良性循环。 　　往事越千年，今天，古老的乡贤文化，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再次展现其恒久魅力。许多成功人士，在浓浓乡情的凝聚下，辞城回乡，或身居城市心系故土，为建设美丽乡村，担起责任。 　　古代：年老必还乡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他所著的《乡土中国》开篇即谈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中国，人民历来安土重迁，除战争、灾荒、分裂、动乱等时局外，鲜有大规模流寓迁移，乡民大多终老本籍，离家仕宦亦多选择告老还乡。 　　先秦时已有官员退职还乡的记载，《尚书》记载，“伊尹既复政厥辞，将告归，乃陈戒于德。”告归即告老还乡，这也是史书有关告老的最早记录。宋朝以前，官员致仕（退休）后一般都返回原籍，但只有宋朝官员“终身不归其乡”，致仕后寄养在朝廷专设的宫观。 　　明朝建立，天下重归一统，唐宋以来的流寓之风渐渐平息，加之政府明令官员致仕必须还乡、流民归籍不得随意迁徙，乡村重又繁荣，乡土观念再次为人信仰。及至明朝中叶，伴随学校制和科举制的发展，乡绅作为一个阶层登上历史舞台。 　　乡绅的构成除大量未入仕而有功名的举人、贡生、监生外，还加入了大量致仕、卸任还乡的官员，而这与明朝严格的官员致仕制度密切相关。 　　明清两代，政府皆明文规定官员最高年至七十必须听令致仕，致仕后一律给驿还乡，不得留住京师或任职地。同时，由于官员不得在原籍任官，且不得在任职地购置田产，返回原籍几乎成为官员的唯一选择。 　　为了鼓励官员还乡，政府不仅允许使用官车送回，沿途接待，而且依据官职、贡献给予不同俸禄。文官告老还乡，武官解甲归田，政府明令之下官员大量返乡，并补充进乡绅队伍，乡村亦因大批有文化、有实力、有资源的乡绅乃至乡贤的存在而充满活力，成为丝毫不逊色于皇城大邑的所在。 　　“绅为一邑之望” 　　在封建时代，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统治极为薄弱，尽管设有里甲、保甲等组织，但其作用仅限于编户齐民、征收赋役，且后来日渐寥落，大多流于形式。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记述，“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过程。我曾在乡下参加过这类调解的集会。我之被邀，在乡民看来是极自然的，因为我是在学校里教书的，读书知礼，是权威。其他负有调解责任的是一乡的长老。最有意思的是保长从不发言，因为他在乡里并没有社会地位，他只是个干事。” 　　一位县知事亦曾感慨：“官与民疏，士与民近。民之信官，不若信士。” 　　相比政府任命的官吏，“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无论是致仕官员还是举人生员，都拥有庶民百姓所不具备的声望、资财乃至特权，自然成为乡村执行教化、礼仪、诉讼等公共事务的主持者，水利、赈济等公益事业的组织者，甚至成为乡民的代言人和保护伞。其中乐善好施、和睦乡党、谦虚好礼者更被推为乡贤，为乡民所拥戴，其言行成为一方之表率。 　　陕西大荔县保存着一座古代粮仓，名为“丰图义仓”，至今仍在使用。据史料记载，这座义仓由大荔朝邑人，晚清官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的阎敬铭倡议修建，被慈禧朱批为“天下第一仓”。1900年关中灾荒，丰图义仓开赈放粮，救人无数，阎敬铭因此被人尊为“救时宰相”。 　　史载阎敬铭为官严正无私，致仕还乡后更是“尚孝友亲睦”，热心公益事业，捐资修建义学，成为一代乡贤。 　　除兴办学校、教化乡民等文化活动，以及公益性的赈济救灾、扶危济困外，乡村公共工程建设的筹谋和规划，几乎全赖乡绅、乡贤得以完成。这些公共工程包括修桥筑路、开河筑堤、兴修水利、建祠修庙等，而且，即便是在国家政权遭到威胁时，政府角色日渐收缩，地方乡绅贤达的重要性却愈加凸显，乡村文明依旧生息不辍。 　　让乡贤回得去留得住 　　时移世易，如今的乡村生态已大异于从前，乡村治理模式也几经变化。有学者认为，乡贤文化在今天乡村基层治理中依然有其价值，但传统乡贤文化依赖士绅个人威望维护乡村秩序稳定与公正的做法，与现代社会以法律和契约作为秩序基础的观念相比已格格不入。 　　的确，培育传统乡贤文化的时空和土壤已发生变化，尤其是乡贤文化所依托的乡村现状堪忧。近年每逢春节，回乡笔记便广为流传，其中透视出的乡村凋敝、空心化、失根现象触目惊心，而其直接原因就是乡村精英人群的净流失。 　　不过，亦应看到，传统乡贤文化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用乡情、乡风、乡约教化乡民，协调解决冲突等做法仍值得今人借鉴。 　　如何让那些从乡村走出去的优秀人才落叶归根、反哺乡村，当然不能靠“官员致仕一律还乡”的法令，不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