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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文化看廉政宣传教育需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周文化是中华甚至在全世界都绝无仅有的远古文化，是夏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周初的圣贤们和劳动人民劳动实践智慧结晶，是中华文明的始祖文化。周文化是一种以“天”为精神信仰，以“德”为价值原则，以“礼、孝、和”为伦理观念，以“民”为立国之本，以“法”为治国之根，以“和”为社会行动准则的完整而协调的古代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保留下来的宝贵文化财富。廉政文化是以廉洁从政为核心的理论、价值观念、行为选择、法律制度规范体系、社会评价体系的系统整合。加强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笔者从以下四种关系研讨周文化对廉政宣传教育工作的影响： 　　 一、是要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聚合力 　　 周王朝建国初期，武王因病早逝，国家政局未稳，百废待兴。周公尊从先祖世代传承的治国方略，勇挑国家重担，毅然为周王朝进行了分封诸侯，营建成周，颁行政令等一系列举措。国家统治稳定后，周公在总结前代的基础上承袭损益，制礼作乐，以使国家迅速走向发展的轨道。《礼记?明堂位》载：“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从内容方面讲，所谓“周礼”实际上是在周初确立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规矩、仪节;它包罗万端，举凡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典到日常起居，莫不以“礼”相规范，其中又以祭神（祖先）为核心的原始礼仪为基本特征。作为政治范畴，周公的“礼”，实即对宗法封建等级秩序的严格规定;作为伦理范畴，“礼”的基本原则即所谓尊尊、长长、亲亲、男女又别、长幼有序。“周礼”可分为“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等不同层面，就礼乐制度的内涵而言，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地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一概称之为礼;而狭义的礼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婚诸方面的典礼，周代的礼乐制度内容十分广泛，大体可分为吉、凶、军、宾、嘉五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和作用是为了“明份、树威、节民心”。“明份”指的是将处于血缘联系中的全体社会成员分别开来，使其“明份（等级身份）”，所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辨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树威”就是要维护宗法封建等级制，使社会全体成员“畏大人”、“尊其尊者”;“节民心”使民知其所当为，所不当为 。“礼”的本身虽包涵着重要的社会规范和严格的统治秩序，但如果它仅仅是一种僵化的外在形势，而没有提升为人们的自觉理念和内在要求，便难免使庶民百姓接受，从而影响社会的长治久安。简而言之，形之于外的“礼”必须在强调社会规则的基础上予以向社会全体成员公布，以取得良好的融合，交流的效果。这样才能使人们真正进入谨慎恭谨、尊规守矩的理性行为境界，在这方面，“和故万物皆化”的“乐”确有其无可替代的教化功能;它可以对基于理性层面用以“别异”的“礼 ”，从感性的层面上加以补充。正是鉴于“别异”二者的这种互补性，周公不仅通过“制礼”，将人们的全部思想行为纳入既定的框架中，而且还“作乐”，以便充分发挥蕴含在“乐”中的“和同”、“安德”、“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使不同等级的人能够维护社会等级差别，相亲相爱、和睦共处。 　　 二、是要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明重点 　　 周室先贤们为了正确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以“明德慎罚”为修身之本。“明德”就是指以高尚的德行、品质、教育人、感化人;“慎罚”就是用刑适当，对于用战争和刑罚必须慎重，量刑不可过分。要求治理国家必须明德慎罚，从“德”为先。周人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春秋后期的孔子非常赞同周人的明德慎罚说，承乐不兴，则形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以无所措手足。“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就是周人明德慎刑的具体体现。 “明德慎行”是按道德规范而行，三思而行。历代思想家和从政者既重视以德修身，也重视从政以德。周代的圣贤周太王、周文王、周公、召公都是明德慎行的典范，《帝王世纪》中指出：“古公??父以修德为百姓所附”，是说古公的德行好，引来四海的百姓归附投奔而来。他们认为“正人”先要“正己”，以“身教”辅以“言教”，甚至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们还认为，“明德”与否，是一个政权兴衰的关键。周公认为，“以德配天地”，有德者才能得到天命，无德就是丧失天命。他在《诗经?皇灵》中指出：天上的上帝四处寻找有德之人，终于找到了周文王，文丁失德，纣王无道，上帝（天意）已经不愿看到他们继续拥有天地，周文王父子有大德才保佑他们“翦商而拥有周天下”，他们得了这样的天命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