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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走向法学 　　全喜原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哲学博士。他长期从事法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近年来在中国法治改革、政府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领域多有著述，不断发声。近日，他离别京城，南下上海交大法学院任教。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选择南下，给自己一个机会 　　“离别京城，南下上海交大任教，是我经过多方面考虑做出的决定。”高全喜开门见山地说，选择南下有两点：一是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合同期已满，对我个人来说，到哪里去，有一个选择。我是八年前，也就是2008年到的北航，当时签署了一个八年的合同，应该说我是圆满地完成了合同的规定。虽然合同期已满，我可以留在北航，也可以选择走。因为南方有上海交大，对我来说，也是多一个选择。 　　我之所以选择到上海交大任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是由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宣怀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1896年在上海创办的，它培养的一大批法政、财经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杰出人才，对于现代中国的兴盛和发展，贡献良多。能到上海交大法学院开展基于南方的现代中国的研究也是为了挖掘、接续这一百年的传统。 　　当然，这个想法本身，还有很多内容需要充实，不是我一个人，也不是上海交大法学院一个研究中心就能做成的。但是我愿开其先，把这个理念和视野提出来，以此来聚集志同道合者，尤其是南方中国的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大家共同来聚焦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所以，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打造一个实施上述观念的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使得这种研究有一个制度机制来支撑，而不是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各种各样的论述中。令我欣慰的是，上海交大法学院为我建立了一个“宪法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把这个中心做实，以此来调动、聚集全国尤其是长江以南的关心相关问题的学者，展开一系列富有规划的学术活动和研究课题，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学术思想的增长点，这是我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 　　高全喜是1985年到的北京，转眼间他已在京城生活了三十余年，问及即将离开北京，在这三十来年的生活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时，他表示，北京是中国的文化、思想、政治、经济中心，最大的收获就在于你在这里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你与它是同步的。如果你在其他地方，只能感受到中国的某一个方面的变化，但北京不同，你能感受到中国整个三十年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个聚变时期，包括信息、知识和它的人和事。我是搞理论研究的，更能看到变化的实质内容。 　　少年时代，考大学是唯一出路 　　1962年10月，高全喜出生在江苏徐州，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高全喜说，我爸爸出生于一个商人之家，因为有点文化，解放后，他担任了一个单位的小领导，因为当时号召给各级领导提意见，所以他就提了意见，结果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农村。和我爸爸一起打成右派的一个难友恰有个侄女在农村，经他介绍，和我爸爸认识，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结婚多年之后，我爸爸摘掉右派帽子，一家人回到城里的一个矿区上班，一个月三十多块钱工资。一家五口在城镇生活，只有爸爸一人是城里户口。在那个有户口才供应粮票和布票的年代，一家人的生活非常艰辛。因此，我是在上小学一年级时，被送到爷爷奶奶家里的。 　　高全喜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徐州的七中。上学期间，他一直努力学习，奋发向上。他深深知道，作为农民身份，考上大学对他意味着什么。因为那时，考大学是他唯一的出路，考不上，就得回乡务农，与当时城里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不同，他们叫回乡知识青年。 　　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在1979年的高考中，高全喜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时，他获文学学士学位。这时的他，没有选择工作，而是继续深造。1983至1985年，在吉林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硕士研究生。1985至1988年提前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师从知名学者贺麟先生，攻读德国哲学和政治思想史，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上大学时，我选择的是中文系 　　当记者问及高全喜大学为何选择中文系时，他表示：“向往对人性、对历史的认识，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文科。而且从当时的社会风尚来说，中文系一般都是文史哲中最好的系。” 　　高全喜说，改革开放之后，作为第一波的大学生，主要是新老三届，即77、78、79。我赶上的是79级，那时候学科分类不像现在这么齐全。法学、政治学都没有，那时的文科就是文史哲。那时，似乎每个文科生都有一个作家梦，要当诗人，要当作家。但是随着知识的积累，我们知道文科里面还是有区分的，有人文和社科两类。社科这一块越来越时政化、科学化。所谓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都属于社会科学，而不是文史哲。那时流传着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