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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管理透视国外执政当局的治国理政之得失 　　社会管理是衡量执政当局治理水平和领导能力的重要体现。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加速发展，信息技术突飞猛进，民众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多样化，国外众多国家的社会生态发生深刻变化，对执政当局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提出了更高的执政要求。当今国外许多执政党经受了这场“管理革命”的考验，但也有不少执政党为此栽跟头，甚至痛失政权。国外经验教训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疑具有某些启迪意义，需要我们去加以汲取和总结。 　　一、国外执政当局在社会管理上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 　　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复杂变化，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纷争增多。西方国家社会阶级和阶层出现深刻变化，中产阶级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后，目前在美日德英法等国有所下降，内部发生较大分化。金融危机以来，多数中产阶级生活水平下降，部分中下层中产阶级沦落为贫困阶层。作为西方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级对执政当局的不满情绪增大，部分民众对社会强烈怨愤，在北美打出99%对1%的口号。一些发展中国家伴随经济较快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中间阶层数量增大，极少数人暴富，更多人群仍在贫困线上挣扎。世界许多国家由于两极分化扩大和社会分层加剧，不仅引发贫富对立，而且带来官民、城乡、族群、劳资、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本地居民与移民之间的权力、利益博弈和争斗，直至流血冲突。同时，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工变化和人口流动加快，导致多数国家传统的居民聚居结构、邻里关系、隶属关系打破，出现许多新问题，造成管理难度加大、社会不稳定性增多。 　　公民社会日益兴起，作用不断增大。西方利用非政府组织加紧对发展中国家渗透干预，对其社会政治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冷战结束以来，公民社会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数量分别达160多万、80多万、400万、60万，印度非政府组织志愿人员超千万。各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救助、维权、政策咨询、人群关怀、社区服务、环保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直至与地方政权职能重叠。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从事政治活动，支持乃至成为反对派，极少数甚至进行恐怖和其他违法活动，如印度有800多个非政府组织与东北部极端势力勾连。西方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愈加频繁活跃，其在越南活动的上千个非政府组织，近三分之二有宗教背景。西方每年投入上百亿美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以扶贫助困、治理环境，解决农村吃水等形式为掩护，部分非政府组织同时进行传教、情报搜集、西式民主价值观渗透和对反对派的资助与培训等政治活动，这在部分独联体、阿拉伯和亚洲国家尤为凸显，曾引发严重社会动荡，甚至导致政权的更迭。 　　社会舆情出现新变化，媒体网络对公众生活影响增大，公民政治与社会参与现象增多。随着冷战后多国民主政治发展，国内社会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价值观多元化、民众生活方式多样化日益凸显，不同思想文化交流和碰撞增多，不同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裂痕扩大，不同群体特别是贫富、弱势与强势群体之间对立情绪加深。民众对政党、政治家和政府信任度下降，行政执法机构公信力遭受质疑。一些民调、咨询机构和智库时常以“中立”面目对政府决策评头论足甚至抹黑。在信息化时代，不少国家手机用户、网民剧增，媒体网络影响上升，传统媒介作用明显下降，执政党掌控思想舆论的能力削弱，许多民众利用网络、手机等平台，通过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站发声，传递各种信息，对时政和重大热点问题发表评论，对执政当局提出建议、批评，深刻影响国内民众的认知和行动，由此对执政当局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各种恶性突发事件多发频发，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危机危害凸显，极大地考验着执政当局的管理与掌控能力。近20多年来，许多国家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与公共事件都暴露出政府社会管理的盲点、漏洞或自身体制痼疾：世纪之交的欧洲疯牛病反映欧盟多国食品安全的管理缺失；2010年海地霍乱表明执政当局社会管理的缺位；美国持续不断的校园等公共场所恶性枪击事件凸显其社会管理制度弊端；巴黎和伦敦骚乱反映了两国政府公共治安乃至民族融合中的深层次问题；亚洲多国爆发的“非典”也揭示出各国公共卫生管理的严重缺失。在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传统的主权界线被部分打破和模糊化，内政与外交紧密相联，内部事件外渗、外部事件内联的现象不断发生。近些年来相继发生的“颜色革命”、阿拉伯“街头革命”以及西方国家的“占领运动”，程度不同地冲击了所在国的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有的甚至导致“江山变色”、执政党垮台。 　　二、国外执政当局实施 　　社会管理的若干经验教训 　　创新管理理念，增强社会包容，期望从制度与政策源头治理社会失序，实现社会稳定。一些国家执政党提出“管理就是服务”口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提出以“市民为中心”的现代管理思路，在以前重视“重典”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