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校史.doc

浙江大学校史 公元1897年5月21日（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求是书院在杭州开学。它是浙江近代高等教育的开始，是今日浙江大学的前身，作为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几所中西式高等学堂之一。 1894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中国人受到极大的震动和刺激，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揭露时弊，提倡变法、形成维新思潮。当时在这股思潮推动下，各地先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掌权，又改名为浙江大学堂，后又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1928年4月改名“中华民国大学院浙江大学”（简称浙江大学） 竺可桢在1936年4月25日正式接任浙大校长的第一年，对教授阵容、教学管理、学系设置、物质建设等方面采取了一些重要的兴革措施。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宣告了八年抗日战争的开始，战火很快延烧到浙江。同年11月，竺可桢校长率领全校员工及部分家属，携带大批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开始西迁，几经周折，历尽艰辛，行程2600余公里，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至抗战胜利。 一、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及办学方针 浙江大学之所以能在困厄中崛起，之所以能办出特色、蜚声中外，之所以使众多当年的莘莘学子和年迈的教授怀念她，竺可桢校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竺可桢办浙大，有他独特的思想、进步的宗旨、明确的方针和成功的方法。竺可桢在浙大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自1936年4月起至1949年4月底杭州解放前夕止，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学校因事频繁搬迁，经费短绌，师生濒于绝境。竺可桢百折不挠，殚精竭虑，使浙大在战乱之中仍有长足的发展。前后相比，浙大从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学系，发展到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25个学系（最多时为30个学系），10个研究所；教授队伍从70名增加到223名，教职工总数达624名（1948年底数）；在校学生人数从512名剧增至2171名（1948年底数）。在他任校长期间，浙大培养了高级专门人才3500余名。当时的浙大，以教授实力雄厚，学科门类齐全，学生质量优良，研究成果丰硕而享有盛誉。 1、办学方针和培养目标 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就宣布自己的办学方针：“大概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才能养成有用的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查世界的潮流，所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明确提出了办学既要赶上世界的潮流，又要符合本国的实际。他要求浙大的学生“自觉其所负使命的重大，努力于学业道德体格各方面的修养，而尤须于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较早地提出了培养“学业”、“道德”、“体格”全面发展并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的目标。在新生入学时，他一般都亲自作始业教育报告。1936年9月18日他到浙大后第一次对新生讲话中提出：“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在讲话结束时他又说：“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竺可桢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即各界的“领袖分子”（可理解为“社会栋梁”）。 2、倡导“求是”优良校风 浙大从求是书院时代起，即形成一种以“为人群服务为己任”的艰苦朴素的校风。竺可桢于1938年11月在广西宜山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他解释说：“求是”精神就是追求真理，忠于真理，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专横，而“大学最大的目标是在蕲求真理”。 根据校训，竺可桢要求学生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即：（1）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专横；（3）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 3、加强智能培养，注重全面发展 竺可桢办学不独守一隅、拘于一格，而是善于将我国历代教育思想的精粹与西方教育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他的办学方针既重知识传授，更重智能培养，旨在“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于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术、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既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他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学院自宜打字下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他还主张大学应兼顾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并侧重通才教育。他认为大学生的知识面要宽，应当有稳固扎实的理论科学知识基础，然后再进而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 4、院系调整 1949年6月到1952年10月期间，浙大院系调整情况如下： 1952年8月，浙大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人类学系调整至复旦大学；地理学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