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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荣耀
1945年,英国《自然杂志》(Nature Magazine)刊登了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的一篇文章:“在重庆和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那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学校之一……”关于另外三所大学,据说,有两个版本,一说是被李约瑟分别称为“东方剑桥”的浙江大学加上被称为“东方牛津”的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青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另一个版本是说战时的前两所大学加上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战时的这两所大学之所以被李约瑟称为“东方剑桥”和“东方牛津”,根据现有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流的大学校长,强大的教授阵容,相对较好的教育资源。
从校长看
在中国,大学校长的作用远较西方各国重要,甚至决定了一个大学的兴衰成败。北大蔡元培开创“兼容并包”学风经蒋梦麟等发扬后蔚然成风,青华校长梅贻琦的“大师大楼”的办学理念,严谨厚实的学风得以传承……。战时青华、北大、南开在昆明合办,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并由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融合了清华“严谨求实”,北大“民主自由”、南开“活泼创新”、弘扬三校科学与民主的优良传统,一时间西南联大气象万新;并且三校校长都为一代教育名家,作为校务主席的梅贻琦更是公正无私、宽容待人,博得全校上下一致好评。
竺可桢出长浙大真可谓一时之选。1936年浙大爆发驱郭(任远)运动,当时蒋介石看保不住郭,遂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位学养、资历、才能都深孚众望且能安定学运的校长。与联大的三位校长相比,竺可桢不仅是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并且是一直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是四位校长中唯一的一位。他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早年在美国就是中国科学社的领袖之一,回国后从教授到系主任,领导创建新兴学科,主持创办中国的气象科学事业。是教育家更是科学家,为人为学堪称师表。
从教授阵容看
竺可桢说:“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
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阵容强大。其中如诗人闻一多,卞之琳,散文家朱自青,国学大师陈寅格、钱钟书、汤用彤,哲学家冯友兰、王力、沈从文、柳无忌、潘光旦,美学家朱光潜、黄孝道、陈岱林、吴晗、金岳霖,古文家刘文典等都是文坛著名学者;从事自然科学的有数学家华罗庚、陈省身,物理学家吴大鞧、黄子卿、赵九章、吴有训、周培源等。还有王竹溪、杨武之、孙云铸、吴征镒、梁思成、赵忠尧、赵友民……
竺可桢全无门户之见,不问留欧留美还是旅日,不问南北,只要有真才实学且处事公正者皆一视同仁。原有的著名教授,象教育家郑晓沧,生物学家贝时璋,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化工专家李寿桓,化学家周厚复,数学史专家钱宝琮等一一回访,聘任原职,对因不满前任校长而离去的如昆虫学家蔡邦华,物理学家张绍忠、何增禄、束星北等人一一请回,还聘请了物理学家胡刚复、王淦昌,细胞学家谈家桢,分析化学家王琎,文学家梅光迪(学衡派大部分己搬到浙大),历史学家张其昀;西迁时又聘请了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地理学家叶良辅、任美锷,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电工专家王国松、心理学家陈立,史学家张荫麟,生理学家罗宗洛。其它还有黄翼、蔡堡、仲崇信、江希明、卢守耕、吴福桢、缪钺、向达、孟宪承、陈乐素、贺昌群、夏鼐、孙大雨、吴定良、浦薛风、王庸、王季午、刘节、田德望、祝文白、郭斌和、王驾吾、钱穆、钱基博、夏承焘、陈训慈、费巩,吴钟伟……更有马一浮,丰子恺等文化名人等……
从办大学的教育资源看:
联大所处的昆明是一个通都大邑,频繁的空袭时常中断上课和实验,并且让人终日处于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很难以正常的心境工作和学习。当然这更加显示了联大的辉煌来之不易。其次,大都市因战乱人口骤增,物价飞涨。从而使西南联大更感经费困难,学校长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校舍。学生时常因交不起学费而去打工,大量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解决温饱上,如家教、送报、当编辑,甚至打午炮报时的活计也被学生包了。再次,经费不足和不安定的环境的直接后果便是图书、仪器的匮乏影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青华、北大、南开等大学图书仪器南迁时遭到毁坏、陷于敌手、遗失等,到昆明时损失惨重。有的仪器己经荡然无存。师生不得不因陋就简或改造或放弃部分实验。如吴大猷把三棱镜放在简易木架上做分光仪,学校把残破不全的碉堡当成气象台,旧的土平房改成风动机实验室。
与联大相比,首先,浙大四次迁校,准备有序,竺校长往往亲自踏勘选定校址,在遵义、永兴等地,除了1944年12月2日黔北战役日本鬼子打到独山曾引起恐慌外,1941到1946的七年间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事的影响,湄潭更是祥和宁静,成了浙大的学术中心。其次,中小城市物价较低,相对安宁。且战时没有军政机关大量人员涌入,加上当地政府热心帮助安排校舍,浙大师生可以安心教学科研。再次,西迁时在胡刚复等人组织下,浙大二千多箱图书在途中几乎没有损失,帮助杭州文澜阁搬迁的《四库全书》毫发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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