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docx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