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安倍谈话”.docVIP

解析“安倍谈话” 　　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引发了国际舆论的批评。与之相对，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56%的日本民众认为，日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道歉。这样的反差凸显了日本的民意倾向。更反讽的是，相对于安倍晋三回避直接反省与道歉，日本明仁天皇却一再表示“深刻反省”和“深深的悔恨”。 　　罕有人提及，安倍所代表的日本右翼史观与明仁的父亲裕仁有着传承关系。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称，战后将“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问题是，深受神道皇民思想熏陶的日本大多数民众，又怎么可能不以“自由表示之意志”维护天皇陛下呢？ 　　战后保留天皇制遗留的一个重要法理问题是：既然日本天皇被完全排除出战争责任之外，那么他战争时期的一切“御笔”、“玉音”都将保有相当的效力，包括所谓的“终战诏书”。将“安倍谈话”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分析，就不难发现其来源正在这里。 2015年7月15日，日本东京，民众在国会前集会示威，抗议安培政府府推出的新安保法案。 侵略是“逼不得已”吗 　　在1945年8月15日发表的“终战诏书”的开头，日本裕仁天皇就说：“前者，帝国之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亦实出于庶几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定，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 　　用通俗的话讲，发动战争并不都是日本的错，这么做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安全和东亚的和平稳定。总之，“朕”做一切都是被逼无奈。 　　“安倍谈话”仍不外乎这种逻辑：“在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欧美各国以卷入殖民地经济来推动区域经济集团化，从而使日本经济受到重大打击。此间，日本的孤立感加深，试图依靠实力解决外交和经济上的困境。对此，国内政治机制也未能予以阻止。其结果，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 　　安倍无非是在表达这样的意思：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充分地向殖民地转嫁自己的危机，可日本没有殖民地，在西方列强的挤压下走投无路，本想通过外交和经济渠道和平解决危机，但是在西方列强面前不啻与虎谋皮，所以军方才铤而走险。总之，这一切都是逼不得已。 　　上述二者的逻辑完全一致。 　　这种“逼不得已”说，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借口，也是战后日本右翼洗脱战争罪名的口实。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法学系教授佐藤和男这样说过：“因为丘吉尔要求美国尽快参战，加上美国产业界也有这种意图，罗斯福终于下决心想参战，但是国民反对。于是，美国首先向德国挑衅，用‘格里亚’号驱逐舰攻击德国的潜水艇。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吃过苦头的德国没有上美国的当。于是，美国又想向被视为最愚蠢而正直的日本进行挑衅，想让日本打出第一枪，在进行日美交涉时甚至带去了‘赫尔备忘录’……这些要求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没有比它更感到受了侮辱……这样不合理的要求不能接受，除了发动战争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可是，“赫尔备忘录”中那些使日本人“倍感侮辱”的“不合理的要求”又是什么呢？不过是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不承认汪精卫政权，解除与德国、意大利的盟约。如果这样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岂不就是说日本对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侵略是合理的吗？ 两种类型的战争 　　裕仁的“终战诏书”中有“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的说法。这种对战争时间的划定表明，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在日本右翼那里是被分成两个部分的：东亚的内战，和亚洲抵御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对外战争。所谓“终战”，只是相当于英美等西方国家而言的。 　　电影《东京审判》中，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人称：日本好比哥哥，支那好比弟弟，虽然哥哥对弟弟的态度粗暴了一些，但还是为了弟弟好。这直观地反映了日本法西斯对侵略战争的普遍定性。 　　这种观点在今天日本右翼那里仍然屡见不鲜。东京牙科医科大学名誉教授总山孝雄就宣称“大东亚战争”使“有色人种和白人站到了平等的位置上”。按照这个逻辑，正是由于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严重打击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东亚、东南亚的殖民统治，战后这些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才成为可能。我们熟悉的石原慎太郎曾一再强调：“由于日本引发的太平洋战争，已沦为殖民地的亚洲和中东许多国家才奋起，为争取独立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回来企图作为统治者主宰它们的西方列强进行斗争，从而赢得了胜利。”言下之意，其发动太平洋战争，不惟无过，反而有功。 　　这种逻辑也早在裕仁的“终战诏书”中有所体现，他说，“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言下之意是日本没能在东亚抵御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战争中完成领导之责。 　　安倍当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为“大东亚战争”洗地，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谈话中表达相同的意思：“100多年前，以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