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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刘杉重新认识改革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后，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在经济效率提高后，公平问题开始受到关注，而改革目的也由简单的市场化取向，发展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由普通民众发起的这波讨论，其意义在于已经由单纯的意识形态争论上升为关系到每个人生存状况和利益调整的公共决策问题。从这点看，这本身就是改革的成果。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普通人已经意识到有权力和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尽管这种渠道并不是制度性的，也不是畅通的。但仍然可以把这个变化看作是普通人参与公共决策的意识觉醒和自觉行动，因而其带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改革的讨论并不是全面否定改革，而是对过去改革的总结和为新的改革提供必要的理论和社会基础准备。所以，将目前的争论上纲上线到“大是大非”的高度，是缺乏历史眼光的，恐怕也带有惧怕批评、维护自身利益的狭隘性。 以历史的眼光看，改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改革的基础也是不断变化的。 　　从改革开放初期来看，政府与民间在改革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即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经济改革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赞成，尽管期间也存在反复，也存在各种争论，但这些矛盾，最终都在人们追求社会福利增长的前提条件下得以化解。政府与民间改革取向的一致性，推动了中国改革的不断进行，并取得了经济上高速增长的成果。但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取向的改革，在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必然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人们已经意识到效率的提高不能牺牲公平，一部分人的“先富”不能以大部分的贫穷为代价。 　　我所说的贫穷是相对贫穷，而不是绝对贫穷。由于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造成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导致改革虽然提高了社会整体福利，但其成果却没有得到社会成员的共享，那么由此必然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冲突。这个结果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显然这不是改革所追求的结果。“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因而，目前对改革的反思是必要的。 　　如果说追求效率优先的第一阶段改革是在政府与民间共识的基础上得以进行的话，那么第二阶段以公平为目标的改革则要复杂得多，原本利益追求一致的政府与民间力量也会产生价值冲突。 　　除了充分认识到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利益诉求之外，还要严防产生“多数人的暴政”。所谓“多数人的暴政”是指防止某些利益集团利用大众情绪，打着代表公众利益的旗号，以多数人的名义促成违背社会发展潮流和侵犯公众真正利益的公共决策。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早春北京的气候是多变的，但春天的脚步却不会停顿，而中国改革也期盼着另一个春天。 此私有化非彼私有化 　　私有化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近来国内对于私有化的探讨又热闹起来。樊纲教授的一番谈话，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即什么是私有化。　　对私有化的理解不同，那么对产权交易及国有资产转移结果的判断就会不同。　　樊纲认为，对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实现国有资产在不同形态上的转化，即所有权的处置权。中国目前所有的对国有资产的买卖都不是私有化，而只是资产形态的转换。当一家国有企业被卖掉的时候，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是私有化了，但是国有资产并没有私有化，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现金形态和非经营性资产形态。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消失了，而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樊纲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对于中国的国有资产，绝不能搞俄罗斯式的私有化，不能搞平均分配。　　从逻辑上讲，樊纲的观点没有问题。的确，中国的国有资产在改制过程中实现了形态上的转化，也就是从实物资产转换为货币资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实行俄罗斯式的私有化，没有将国有资产平均分配给个人。　　俄罗斯模式，或者说是东欧模式，其私有化特点就是实行资产证券化，并采取平均分配的方法，每个公民得到一份以证券形式出现的国有资产。这个时候，国有企业由国家所有变成了私人所有。而特权阶层利用权力和经济资源再低价购买普通人拥有的国有资产的权益，从而完成股权的集中，最终将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俄罗斯模式，就是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模式。　　谈到私有化问题，不能不提到撒切尔夫人。1979年，撒切尔夫人率领英国保守党获得大选胜利后，就任英国首相。这位铁娘子推崇保守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可以解决经济领域的一切问题，因而在英国大肆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撒切尔夫人的主张，被称为撒切尔主义，其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主张惊人的一致。撒切尔主义与里根主义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的主导思想，并因此在那个年代掀起了一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请注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不是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将国家所有的企业出售给私人，变成私人所有。这个过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