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大明律》编纂与适用.doc

洪武年間《大明律》編纂與適用 發布日期： 2012-04-24 發布： 2012年第2期目錄 本　　收稿日期：2011-12-16 中國論文網 /2/view-1545518.htm 　　作者簡介：柏樺（1953-），男，北京市人，南開大學法學院及周恩來政府學院雙聘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碩士，歷史學博士，文學博士；盧紅研（1970-），女，河南濟源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學院博士生。洪武年間《大明律》編纂與適用 　　 　　摘要：明代在“常經”之法與“權宜”措置並用的情況下，法律出現多種形式，確實有“聿新壹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習”的特點，不但較之前代法律多有創新和發展，而且使古來律式為之壹變，既強化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也適應了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關《大明律》編纂，以前多以《明史?刑法誌》所講吳元年、洪武六年、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為編纂經過，而實際上還有洪武九年、洪武十八、九年律存在。考證律的編纂經過，探尋其發展變化，對《大明律》的形成就會有比較明確的認識，而探討《明律》制定與當時適用的情況，更是了解洪武壹代法制情況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大明律；律令；大明律直解；大明律誥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君臨天下，慨彼前元紀綱淪替，彜遵傾頹，斟酌損益，聿新壹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習。始著《大明令》以教之於先，續定《大明律》以齊之於後，制《大誥》三編以告諭臣民，復編禮儀定式等書，以頒示天下，即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之意也。當時名分以正教化，以明尊卑，貴賤各有等差，無敢僭越，真可以遠追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之所能及矣”［1］。 　　 這是明人頌揚朱元璋在法律方面的建樹，認為立法超過漢唐宋。朱元璋深知國無法則不立，於法律之事非常關心，在位31年期間，親自過問與參與了《大明律》的編纂，前後頒行至少5次，最終完成《大明律》定本。朱元璋的立法氣勢也是前無古人的，他聲稱：“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壹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 《明太祖實錄》卷82，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條。因為“祖制”不能夠被擅自更改，子孫改者則廢棄不置，官員改者則夷其九族，所以經過朱元璋勒定的《大明律》終明代而不改，而清代又大體延續，成為實施500多年不變的根本法。 　　 關於《大明律》的編纂經過，目前學界多依據《明史?刑法誌壹》“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示天下”的記載，認為其從草創到定型，歷時三十年，其中涉及吳元年（1367）、洪武六年（1373）、洪武二十二年（1389）、洪武三十年（1397）等4個階段，而對1373-1389年間修訂律的情況少有論及。對於此我國臺灣地區學者吳彰健［2］、國內學者楊壹凡、徐曉莊等參見：楊壹凡：《明太祖與洪武法制》載《中國法制史考證續編》第13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洪武三十年大明律考》載《學習與思考》1981年第5期；《大明律修訂始末考》載《政法論壇》1990年第2期；徐曉莊：《大明律之特點瑣談》載《天中學刊》2006年第3期；《大明律論》載《天中學刊》2001年增刊第1期；《大明律與中華法系“自首”制度》載《天中學刊》2005年第1期。此外還有俞美玉：《劉基與大明律芻議》載《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年第2期；陳戍國：《大明律與明代禮制以及相關問題》載《湖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張伯元：《大明律集解附例“集解”考》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王振安：《從大明律的制定看朱元璋的法制思想》載《新疆社科論壇》1991年第6期；張顯清：《從大明律和大誥看朱元璋的“鋤強扶弱”政策》載《明史研究論叢》第2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都曾經提到過洪武十八、九年行用律，而對洪武九年胡惟庸修律也有所涉及，但都語焉不詳，究其原因，都是因為沒有完整律文存在，但考證修律的經過，這段時間是至關重要的。 　　壹、吳元年律令吳元年（1367）律令，是以左丞相李善長為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禦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28人為議律官的法典編纂班子完成的，因為是當年十二月頒行，次年便改元為“洪武”，所以又稱洪武元年律。 　　 早在1356年，朱元璋剛剛當上吳國公時，便設立提刑按察使司。1357年則采取大赦的形式，將在獄的罪囚赦免。1358年春，又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所依據的還是元代法律，凡是笞刑都釋放，杖刑減半，重囚杖七十，贓罪免於追贓。對於這種行為，當時左右勸說：“去年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而朱元璋的看法則是：“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