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doc

一个族群的诗歌记忆 耿占春 　　内容提要 在当代语境中,少数族群诗人和作家的写作具有一种深刻的自传性,一种人类学与民族志意义。少数族群写作的自传性与民族志内涵,有待文化批评和文化诗学的认知。尤其在社会空间、生活经验与文化表征日益趋同的情况下,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都在持续增加。吉狄马加的诗既置身于汉语写作的场域,又植根于彝族经书、神话、民间故事的地方传统,在文本上体现出现代诗与民间谣曲、民族史诗片段的混合风格。?　　在吉狄马加叙述个人经验与记忆的声音里,总会渐渐地升起一种深远的旋律,仿佛由千百个声音交织而成,而诗人的独白只是偶尔占有一席之地。诗人的声音也并不因此消失在背景中,他充当了招魂与对话者,成为一个族群声音显现的媒介。吉狄马加的这部诗集中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生活史,人物志,风物志,以及把世俗生活与古老的世系及其精神传统联系起来的神话与传说。而这一切,又以个人经验的在场而变得真切,它也表明了一种古老的彝族文化在当下更复杂境域中绵延的力量。以谣曲、传说的话语形式叙述,也就是以彝族文化原型来叙述人们的生活,是吉狄马加诗歌的独特魅力所在,在他的诗篇中,对世界的个人感知与民族的象征图式相互交织,个人的话语与共同体语言深深共鸣,个人的观点与族群的视阈彼此融合。在个人经验的叙述中绘制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轨迹,在个人记忆的抒发中撰写了一个民族的传记。阅读与阐释吉狄马加的诗,意味着对诗人个人情感抒写的倾听,对彝族民族志的阅读,以及对一种当代文化批评实践的关注。?　　?　　一　身份的认知?　　?　　对少数族群来说,身份的唤醒丝毫不意味着局外人的异国情调或任何浪漫趣味,在近代历史中,它是在殖民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相似情境之下一种抗争的起点。独特的历史传统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复杂关系最先唤醒民族诗人的自我意识,并唤起自我定义、自我表征的迫切愿望。少数族群和一切弱势群体都面临着被他人所叙述、所定义的境遇,少数族群的自传性叙述是一种自我定义的行为,以纠正他人压迫性的或自我中心化的定义。对吉狄马加来说,民族身份认知显然不是在族群社会动员的语境中,而是在保持其文化多元性的语境中诞生的。而且族群意识不是一种个人可以据此任情使意的风格,而是对自身有限性的意识,或根的意识,是一种对特定的场所、人物谱系及其历史踪迹的意识,是对特有的生活习俗、具体的地方性的人物与事态的自我叙述。他意识到自身不是存在于一种普遍历史而是为一种独有的文化传统所造就。吉狄马加早期的诗篇《自画像》表达了这样的自我认知及其表征,“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我是一千次死去/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那来自远方的友情/我是一千次葬礼高潮时/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　　从这些“自传性”的叙述话语中,能够清晰地感知作为族群一员独特的历史、宗教和习俗背景。一个人在一种独特的背景下才会被认知,人们之间的交流也意味着不同背景的相互确认。对吉狄马加来说,彝族人不是一个简单的族群归属,族群意识传达了个人更丰富的内涵:它意味着承认个人与一个地方、一种历史世界之间更深远的联系。获取族群的过去及其历史记忆,是精神不朽感的源泉之一。“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吉狄马加把生和死都追溯得这么久远,它既是想象的,也是真实的。延续性自身具有充分的意义,连续性是死亡的对立面。? 　　在个人的种种身份归属形式中,民族归属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归属感,它意味着共享经验与记忆,共享某种特殊的地方意识与情感空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提供了一个以“阶级”身份对个人进行区分与归属的方式,“阶级”属性之所以不那么稳定、也不具有更深刻的凝聚力,除了真实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社会变迁之外,主要在于“阶级”观念背后的文化过于贫乏,一种文化共同体不能仅仅靠区分与敌对来维系。因此,在80年代中期,当个人意识、自我意识刚刚在文学写作上得到确认之时,诗歌写作已率先追溯其个人的族群记忆,乃至其族群的宗教与神话记忆。诗歌写作中的族群记忆不是个人经验的对立项,而是它的平衡条件。民族或族群背后是深远的文化记忆,是共同体的渊源。如果说“阶级”概念背后是苦难、对立与仇恨,甚至常常是一些抽象的政治教条,民族则显然具有更多的情感、记忆和家园感。而且,民族除了和土地、部族的姓氏相关,民族还与母语一脉相传。比起冰冷的“阶级”概念,族群唤醒的是一种根的感受,一种有所归依的温暖感受。?　　吉狄马加在《黑色狂想曲》中表达的正是这种归依感,它通过一种具有民族史诗记忆的“化身”语言来抒写这一情感,一种普遍化身的愿望,以便与族群世居之地相物化、交融,同时诗人也描绘了一个具有地理学意义的情感空间:“大凉山男性的乌抛山/快去拥抱小凉山女性的阿呷居木山/让我的躯体再一次成为你们的胚胎/让我在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