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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与中国战略再定位 　　13年后，中国再次成为APEC会议东道国。中国上次作为东道国参加APEC会议是2001年。自那时以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形势也出现了深度调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参与倡导的APEC方式愈见其重要，“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守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这一方式，是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努力的一部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提出和实践。 　　新型大国关系提法的演变 　　目前，新型大国关系基本上专指中美关系。不过，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提法的演变来看，最初并不是对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描述，而是广义的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描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新的安全观”的阐述中提出，积极致力于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但这一用语逐渐被主要用于描述中美关系。到最近两年，专指中美关系。这一演进自然有其内在的理由。对美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上，被很多人认为具有“重中之重”的地位，特别是由于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关系”的意义上具有对等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关系为“重中之重”是恰当的。新型大国关系用来专指中美关系也是合适的。 　　不过，虽然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的提法早已存在，但是，新型大国关系仍然泛指大国关系，这是因为无论在中国的自我认知上还是在国际上，中国都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发展新型关系自然也普适于其他大国。 　　自APEC“上海会议”以来，中国用经济总量等物质性指标衡量的综合国力，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总量先后超过除美国之外的7国集团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和IMF分别进行的研究，2014年年底，用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虽然对这个结果有不同的理解，存在一些争议，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经与美国比肩。在这种情况下，有论者提出，需要重新审视中美关系。但也有论者提出，中国力量的增长，更加突显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基本上都是从国家间关系这一角度来理解和辨析的。比如，在描述中美关系时，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将这一关系界定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中国主张中美两国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不言而喻，这里突出的是“关系”。 　　笔者认为，中国应当适时地将重点从新型大国关系转向新型国家间关系，着重点放到新型上。 　　对“新型”的强调，推动着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仅仅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是新型的，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难道就不是新型的吗？或者如果仅仅大国之间的关系是新型的，那么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新型的吗？这些疑问都值得中国战略界去思考。 　　新型大国和新型国家间关系 　　针对上述疑问，需要在把握21世纪总的政治经济形势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做出回应。笔者认为，可以在两个层面上予以讨论：应当从新型大国关系层面扩展到新型国家间关系层面，致力于构建21世纪新型的国家间关系；应当从关系角度思考扩展到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思考，以新型大国作为中国的国家特征并据此进行改造和建设。 　　从目前已经显示出的趋势看，在一些基本方面，21世纪十分不同于以往的世纪，特别不同于20世纪。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预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当然他们指的是封建秩序的解体。从那时以降，种种看起来是稳固的东西的解体过程不断扩展，发展到今天，则是17世纪形成的民族国家秩序的解体和转型。国家间关系越来越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深受流动性空间的支配，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局限在双边范围内，任何试图在单边或双边范围内界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做法，都已经没有可能了。在国家间关系深受流动或信息空间影响的情况下，曾经支配国家行为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可能是有效解决国家间关系的手段。特别是战争这种民族主义的极端形态，受到越来越多因素的制约，战争带来的问题，比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更麻烦。国家间关系不再是零和的，而是取决于为别国创造价值的能力，一个处在价值链条上关键位置的国家，也就是更能起到连接作用的国家，可能只是一个在人口和地理等物质意义上很小的国家。这种连接和价值创造的能力，不取决于国家的大小。 　　其次，用新型大国作为中国的自我身份界定。实际上“新型大国关系”这一从关系角度对中美的界定，已经蕴含着对自我身份的界定了。只有新型大国，才可能有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何谓新型大国呢？在国际关系上，一般多采用19世纪兰克提出的那个大国概念。即，所谓大国，是基于若干物质性指标对力量所做的综合评估，是可以量化的客观现实。根据目前通行的标准，中国显然是大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何谓新型？从关系角度界定的新型，指的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