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家”与新时代：老舍的“叛逆”.docVIP

“写家”与新时代：老舍的“叛逆” 舒乙 主流的隔阂 　　三联生活周刊：1949年底老舍回国，很快他就因话剧《龙须沟》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在中国文学界，对老舍的实际评价如何？ 　　舒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原来对老舍的评价并不高。评价最高的是鲁迅、郭沫若和茅盾，我党称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学旗手”。鲁迅在世时候就获得了这样的评价，他去世后，毛泽东又不断提升他的地位。周恩来后来又在重庆说，我们还有两个“无产阶级文学旗手”，就是郭沫若和茅盾。 　　解放后，老舍虽然担任了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但在当时编写的现代文学史里，关于老舍内容的只有三行。鲁迅一个人好几章，郭沫若和茅盾都单独成一章。 　　老舍是一个非常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印量也很高。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他在我党正统的评价系统中，排名确实不高。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舒乙：老舍文学，从理论到实践有很多地方与当时主流文学不同，甚至是唱反调，我称之为“正统的叛逆”。 　　首先是理论上的不同。老舍曾经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授。并不是职业作家，而是一边教书一边创作，虽然创作量很大，但本职还是教书。他教的一门课就是“文学概论”，这是一门理论课，讲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 　　在《文学概论讲义》中，他非常明确地反对“文以载道”。他说，文学与艺术不是政治的附庸和奴隶，应独立于政治之外，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文学，是怎样写比写什么更重要；政治，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这是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老舍看来，文学特性是感人，让人哭，让人笑，让人自己去思考。而政治，是告诉你要走什么路，不会关心是否被感动。 　　所以老舍的文学理论和毛主席的理论是不一样的。毛主席认为是政治第一、内容第一，后来最多强调思想性和内容性统一，但是思想性肯定放在前面。而老舍恰好相反，认为艺术性第一这才叫文学。 　　其次，在他的作品中，许多人物、情节都是和当时正统政策、观念相违背。比如，老舍塑造了一系列的巡警角色，他们都是好人。但当时政治认为，旧巡警是旧社会的专政工具。“文革”时期还划出“地、富、反、坏、右……”等“九种人”。巡警就是其中之一，是反动统治者的爪牙，每个人都是历史反革命。 　　最明显的例子是《龙须沟》，一共三幕戏。第一幕还在旧社会，有个巡警来收“卫生捐”。他是当差的，执行命令。他想掩护这几个穷人，帮“二嘎子”介绍工作，帮穷人渡过难关。到了第三幕，解放后政府为大家修沟，原先的巡警成了派出所副所长。领导看了之后说：“老舍先生您胡闹，巡警都是反动派，您怎么让他在解放后当龙须沟派出所副所长呢？这是违反政策的，不可以留任。”老舍先生却说：“不对。他是好人，可以留下来的。你不让他当正所长，当副所长总可以吧？” 　　排演的时候，到了第三幕还是换了一个新警察，是我党的一个干部。不管舞台上怎么演，老舍还是坚持出了一个文学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老舍的文学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他脑子里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他从小就生活在老百姓中间，邻居都是穷人。他同情老百姓，知道如何判断人，而不是按照“理论”、“政策”去分析。上面改他的剧本，他内心是不服的。 　　还有一个例子，老舍反对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运动是一股破坏力量。老舍这种看法来自他的生活经验。他从师范学校毕业，19岁就做了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他看到了“五四”以后学生运动的破坏性，见过把老师吊起来打，把书烧掉。在这一点，他和胡适一派是一样的。同情学生运动，但是反对罢课，反对不学知识，反对暴力。然而学生运动后来发展到“文革”，越来越极端化，红卫兵也是学生运动，他自己也被殴打凌辱，导致了他的死亡。 　　1944年，由周总理提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老舍组织了一次活动――“老舍先生45岁及从事写作20周年纪念”。在这个会上，茅盾先生的发言很婉转，说看过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书，嬉笑怒骂，看到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是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认可。也就是说，老舍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情况是否会对老舍形成压力？ 　　舒乙：老舍回国很晚。第一次文代会都开过了，文联主席是郭沫若，作协主席是茅盾，没有他的事儿，就先补选他当文联的理事。同时补选理事的还有四川作家沙汀和艾芜，因为那时西南刚刚解放。到了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和作家代表大会，正式要再选举几位副主席。原来两位副主席是茅盾和周扬，丁玲、冯雪峰和巴金肯定要选上，再选一个就是老舍。一共6个副主席。但是解放区作家很有意见，不给老舍投票，认为他对革命没有贡献，是个“摘桃派”――“我们都革命成功了，他回来了怎么就当副主席？” 话剧《茶馆》剧照 　　老舍想不通。我记得他回来跟我们说：“抗战时期，咱是文协的‘主席’，现在怎么连副主席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