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燕园.docVIP

“吃”在燕园 　　这里的“吃”，不是当下“舌尖上的北大”里学弟学妹们花团锦簇的“吃”，也不是张中行《负暄琐话》中前辈学长师友妙趣横生的“吃”，而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个燕园女生关于“吃”的单调乏味的记忆。 　　一 　　如今的大学食堂自然是有桌也有凳的。1954至1958年间的北大饭厅却只有桌没有凳，一只也没有。这倒方便了大小两个饭厅的“多用”功能。原燕京大学的礼堂是“小众”性的，精致典雅但容量有限。北大从红楼迁入燕园以后，新建了一幢幢教学楼与一排排学生宿舍，大礼堂么，没纳入日程。虽说五十年代后期的北大学生也只有八千多，但每逢大型会议，还有放电影啊，文艺汇演啊，国标舞会啊，大小饭厅必须充当会场、俱乐部和舞池。学生们每人拎着一个方凳（方凳，是新生报到便发放的，寝室用它，开会用它，看电影看演出还是拎着它），或按班级列队或散落有序地进入大小饭厅。饭厅的桌子们连同支架已经紧密地竖立在三个周边，唯主席台那一面，清清亮亮的。饭厅，一次次被速成为空旷宽敞的会场兼多功能俱乐部。1958年夏，周恩来总理接受马寅初校长邀请，为我应届毕业生作动员报告，号召北大学子“到工矿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一著名的动员令也是在饭厅发布的。中文系学子幸运地被安排在大饭厅主会场。 　　饭厅的功能被挥发到极致了，学子们“吃”的流程却简约得无以复加。或许是没有凳子的缘故？无论早中晚，女生很少有人规规矩矩围着桌子吃饭，她们多半端着碗溜回寝室，或者干脆边吃边走，朝着某个教学楼、阅览室奔去。一个个清灵秀雅的女生端着碗急匆匆走在通往教学区的路上，还旁若无人一勺又一勺往嘴里送着饭，是当年燕园一道景观。早晨的文史楼阅览室门外总有一列自然形成的或短或长的队伍。一二节没课的学子习惯性地拥在阅读室门外依次站立着，女生们依旧端着碗，沿着楼梯自三楼绵延而下，垂落到一楼某个空间甚至楼门之外。阅览室大门一旦打开，人们潮水般涌入，高效率地找到座位，女生们则端起脏兮兮的碗，朝着水房走去。一个悄无声息、漫不经心、平和恬静的流程。 　　中饭晚饭是有多种炒菜可供选择的。从五分钱起，八分的，一角二分的，一角五分的，两角的不等。两角以上，另设“特菜”窗口，最贵不超过三角五，有鱼，肉也多些。我不曾光顾过“特菜”，倒不是怕花钱，主要是没有好奇心。日复一日地买饭吃饭像机器一样的精确无误。饭菜的模样啊质地啊味道啊几乎没有走心，只记得饭总是放在下面，菜总是扣在上面，四年如一日的菜扣饭（面食除外）。没有品评，没有诉求，没有兴奋，也没有牢骚。一种单纯到没心没肺的知足与安详。 　　在日复一日的餐饮流程中，有几种超乡土超干净的“吃”还是留下了深深记忆的。比如，小饭厅的热汤面，东门外的原味面片，寝室里凉馒头蘸双色酱，还有同寝北京姑娘的牛肉腱子。 　　二 　　小饭厅有个热汤面窗口，设在一排饭口的最右侧，约一米半的宽度，没有栏杆之类的屏障。春秋冬夏，早午晚餐，稳稳地坐落着一大盆汤面，给人滚烫滚烫的感觉。大盆面的左右，各放置一小盆，一边是切成立方形状的榨菜块儿，一边是二寸长短的小香肠。四年间汤面的价格一直不见起落，永远的五分钱，永远掺和着菜末肉末和香葱末，而且不论碗大碗小，永远给盛得满登登的。口味重的，花两分钱加一块大榨菜。想奢侈一下么？再花五分钱，可享用一根小香肠。一种暖胃暖身暖心的效应。 　　周日的清晨是一周中最紧张的时段。无家可去和没有约会的学子无不盘算着图书馆和阅览室那些诱人的座位。大小食堂的早餐大都被放弃了。抹几把脸就直奔目的地排队去。女生的手中没了饭碗，却多出一沓窄窄厚厚用橡皮筋扎捆着的俄文单词卡片。依然鸦雀无声并千人一面。门开了，照旧涌入，照旧占座，照旧开始不同形态的进食或觅食环节。我不习惯与面包饼干打交道，宁肯走出几百米到东校门外一家简陋小食铺吃面片汤。面片的技术含量不高，有点厚墩墩，但味道纯正，还夹带几条叉烧肉，一角二分钱一碗。喜欢卧蛋么？那就另加八分钱。这家小铺只有五六张条形小桌，吃客络绎不绝却并不拥挤，人人都吃得简单迅捷，你来我往，流量畅达得惊人。有学子昵称之为第三食堂。 　　当年期末考试时段拉得较长。一是科目繁多，二是科科口试、面试。单单是游国恩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就考了三整天。考试期间，家在北京或北京有“家”的都选择打道回府备考去了，剩下的寝友就享有了宽阔敞亮的空间。二年末的夏考我班两个女寝各剩一人，湖北才女张虹和我。于是一人独霸一室，摊开所有书籍材料，酣畅淋漓进入备考状态。某日早餐后，张虹习惯地抱回四五个馒头，我则习惯地端回大半碗双色酱（即半边芝麻酱半边辣椒酱），习惯地统统摆放在张虹书桌一角，那是共进午餐的食粮。正午到了，我准时推开张虹的门，一打眼，啊？一堆馒头不见了。瞅瞅地板，也不见滚落的痕迹。张虹也东张西望上下左右地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猛然，她一拍脑袋：“莫非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