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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教育”搅动中国？ 　　五花八门的国际学校、国际班 　　在官方语境中，国际学校仅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外籍学生开办，实施外国学制，不受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约束。而中国籍学生，则必须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一个涉及到“教育主权”的问题。虽然我国对教育领域的开放始终呈审慎态度，2014年，北京教委甚至明确表态暂停公立高中国际部的审批，但这些都未能抵挡住入学需求的高涨和教育机构的办学热情。 　　五花八门的国际学校、国际班，经常让家长们一头雾水。据汉通洋高考创始人吴越透露，连教育圈内都有不少人，以为中加学校、君谊中学等是国际学校，而对真正的国际学校却不甚了解，甚至闻所未闻。 　　那么，国际学校都有什么异同？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锰告诉记者，早在80年代，北京使馆区出现了外交人员子女学校，如大韩国际学校、巴基斯坦使馆学校、德国国际学校等，前期主要为大使馆的孩子提供服务，后来扩展到在京外国人。到了90年代，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出现了，在北京约有20所左右，最著名的北京顺义国际学校，是由大使馆办的外交人员子女学校演化而来，还有京西国际学校、哈罗国际学校、耀中国际学校等。 　　哈罗为中国普罗大众熟知的过程最为有趣。哈罗的闻名不是因为它出过拜伦、张伯伦、丘吉尔、尼赫鲁、侯赛因等一众名校友，而是有报道称“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薄瓜瓜乃是哈罗公学500年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学生。 　　包括哈罗在内的国际学校，都要求学生必须是外籍或持外国绿卡，有些甚至对父母的国籍都有要求。但一位匿名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有些学校要求也不那么严，学生以正在办理移民等为由也能成功申请。 　　由此可见，以上两类学校至少在明面上和中国家庭没什么关系，老板也都是外籍。而第三类国际学校的老板则都是中国人，中外学生同堂，李锰称是“提供国际课程的中国民办学校”。 　　早在1997年，北京私立汇佳学校率先开设了IB课程（国际文凭课程）。2000年，世青国际学校成立，外籍学生占65%，中国籍学生（含港澳台）占35%。此后“民办洋教育”风生水起。 　　据悉，时下家长们谈论最多的“国际学校”，却是另外一块“是非地”。也就是70%以上选择“国际学校”的家长，其实送孩子上的都是公立中学开办的“国际班”――基本上都提供高中课程，中考结束后孩子就进入到出国程序。 　　“有段时间重点中学热衷创办民办校，初中是义务教育不能高收费，搞民办校就可打着名牌中学招牌高收费。国际班不过是以‘辅导学生出国留学’重新包装的小金库项目，收费更高。”一位家长如此告诉记者。另有熟悉情况的家长透露，名牌高中的国际部，很多是由外面的第三方机构实际操盘，双方分成，教职员工则由普高临时调往国际班。 　　有教育界人士认为，第三方操盘也不可一概否定，有些机构做的非常专业。但毕竟是两个主体，一旦双方闹矛盾，容易对学生造成伤害。今年以来，一些国际学校在上海、济南等地相继开学或预备落户，有媒体惊呼：“国际学校抢滩，撬动中国教改”。上述人士认为这是个“伪命题”，“真正的国际学校不能招收中国籍学生，怎么抢滩？至于公立学校牵手国外中学里面水很深。在这些合作办学项目中，很多国外学校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让整个项目在中国得以审批通过，无所谓抢滩之说。” 　　家长并不是非富即贵 　　上国际学校的家庭，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非富即贵”。 　　而北京世青国际学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锰则认为：“早期我们300-400个学生中，绝大部分都是母语非中文，最少时只有22个中国孩子，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家庭是中国最早富起来的，企业家居多，明星也有。那时大部分中国家庭没上国际学校的需求，2007、2008年后需求才多起来。现在大富大贵的要么买学区房送孩子上名校，动辄上千万，要么直接送孩子出国了。北京国际学校的学费一年10万-25万人民币，不需要大富大贵也能上得起。” 　　孩子就读于北京清华附中国际部的程涛告诉记者：“我感觉家长分三类，第一类是顶尖的，如姜文、倪萍、杨澜这样的名人。这类家长在选学校时更看重名头，不见得多理性。第二类是特别外企范儿的，有些家长在外企大公司任高管，孩子学费可报销。第三类高知和新富家庭居多，小升初太费劲，把他们给逼得实在受不了。” 　　毕业于北大的企业家海客告诉记者，送儿子上国际学校是因为崇尚素质教育。他是位“心很宽”的非典型父亲，“觉得人生很漫长，学习课本知识的重要性只占20%-30%，而智力、情商、性格、品格、健康、快乐、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些都很重要。从上幼儿园我就带孩子玩，学三国杀、打游戏。他喜欢看书，从上小学就自己找书看，上网络公开课学心理学。小学前三年简单，每科能考100分，四年级后天天看书，成绩就落到十几名，我们对他能不能考上好初中心里也没底。他妈妈、外婆都急了，让我管管，但我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