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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枪”的蓝胖子与动漫分级 　　蓝胖子哆啦A梦大概是这个夏天存在感最高的二次元人物。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成都日报》《成都商报》《成都晚报》三份报纸近日几乎同时向“蓝胖子”开炮，称要“警惕哆啦A梦蒙蔽我们的双眼”、“国人不能盲目追寻哆啦A梦”，大致观点即是不能因为喜爱日本动漫就忘了日本法西斯的罪行等等。 　　蓝胖子的“躺枪”史 　　“文章没有逻辑，也没有新观点，不值得关注和讨论”，《知日》主编苏静的态度大致上能够代表国内主流文化界对此事的“汗颜”感，成都日报旗下三大报这次失败的集体行动只能用“脑洞大开”四字来形容。 　　但实际上，这只由日本漫画家藤子?F?不二雄创造的猫型机器人在其长达45年的卖萌生涯中曾屡次遭受来自孩子家长们亦或是“社会道德人士”的声讨。不要觉得惊讶，的确有大量的成年人认为，即使像蓝胖子这样人畜无害的卡通人物也会在某些方面对儿童造成“负面的影响”。 　　在日本著名儿童漫画《龙漫CORO-CORO》连载的几十年内，《哆啦A梦》接到的投诉单不计其数，学校、家长、教师等教育层级各方面的批判认为“大雄即使得到哆啦A梦的帮助但也是失败”，哆啦A梦对大雄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大雄无法自立并进而形成坚强的社会人格，换句话说，大雄的懦弱与失败也需要哆啦A梦来担责。 　　台湾的某些家长和老师则认为，《哆啦A梦》中的校园暴力会给孩子们带来坏示范：比如大雄常常受到胖虎的欺负，然后找哆啦A梦帮忙，尤其是小夫配上胖虎，就像是校园帮派的翻版。有网友认为，“如果长年看下来，小孩子恐怕就会变成大雄！”。此议题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哆啦A梦》因此一度陷入禁播漩涡之中。 　　孟加拉国的情况则更加令人哭笑不得，蓝胖子不是因为教坏小孩被封杀，而是无辜地“死于”地缘政治角力：因孟加拉国通行的《哆啦A梦》均为印地语版本，政府担心动画的热播会妨碍该国通用语孟加拉语的学习，因而选择在全国范围内禁播。 　　孟加拉国信息部长在国会表示，“不希望儿童的学习环境因为《哆啦A梦》的缘故而受到妨碍”。在孟加拉国，儿童不使用孟加拉语而用印地语交流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在《哆啦A梦》通过盗版漫画、电视动画等多方渠道走向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旅途中，其影响力早已不限于“儿童卡通”这一层面，现象级的成功甚至已经使得这只机器猫成为日本国民文化的象征，比如东京都就将哆啦A梦作为其申办2020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意图向全世界传达日本人“尊重与友谊”的价值观。 　　强大的文化符号输出带来的巨大影响力的确不容小觑，只是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非要像成都三大报那样把《哆啦A梦》解读出旭日旗飘扬的意味也是令九泉之下的不二雄爷爷无力反驳。 　　有评论称，无论是忧心忡忡的某些家长还是打着“阴谋论”旗号炮轰蓝胖子的媒体，这些“封杀”卡通人物的声音都是站在成年人的视角去思考的，但毕竟成年人看世界的视角和儿童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相由心生之下，儿童看到的更多是哆啦A梦与大雄间的友谊以及蓝胖子奇妙口袋带来的美好童年幻想。” 　　动漫的强大影响力 　　美国《时代》周刊曾撰文评价：“Hello Kitty”和“哆啦A梦”的新身份显示，日本海外影响与日本流行文化密切相关。 　　就连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也不敢低估蓝胖子们的强大影响力，他认为应当通过推广日本的漫画书和动画片，赢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民众的心，“通俗文化拥有影响公众的巨大力量，日本在这方面可以大有所为，”他甚至认为日本应当开展“动漫外交”。 　　事实上，文化产品的确有强大到令人无法自拔影响力和煽动力，60年代的摇滚乐就是明证。对于受众主要是未成年人而言的卡通动漫，其塑造下一代价值观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因而社会舆论对动漫产品的审查比其他任何文化作品都要严厉，说唱嘻哈音乐加点性和毒品元素似乎无伤大雅，但野原新之助（“蜡笔小新”）的流氓动作可就无法令人接受了。 　　卡通动漫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某些国家内容管控已经达到了“捕风捉影”的水平。 　　乌克兰道德监督部门就曾对《海绵宝宝》亮起红灯，称其有“鼓励同性恋”的嫌疑，并拟在国内禁播。乌克兰国家公众道德维护专家委员会称片中经常出现主人公“海绵宝宝”和同性朋友“派大星”拉手的画面，会对儿童产生不良影响。此外，“海绵宝宝”的教练名叫“泡芙阿姨”，而英文中“泡芙”一词是对男同性恋者的贬称。 　　今年9月，哈萨克斯坦的有关部门也决定对《海绵宝宝》下达“封杀令”，其理由是“过于暴力”。英国《镜报》称，哈萨克斯坦教育部工作人员看了几集《海绵宝宝》后表示，正在规劝该国的父母们不要再让孩子看这种超脱现实的动画片，称该动画宣传的是一种流氓暴力和恃强凌弱的文化。 　　该国儿童权益保护委员会主席表示：“该卡通人物会对儿童产生一种消极影响，各种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