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蕙风词话》与《人间词话》的创作论比较.docVIP

《蕙风词话》与《人间词话》的创作论比较 　　摘 要：《蕙风词话》与《人间词话》有“双璧”之称，而这两部词话虽所处时代相近，其创作风格却十分迥异，一部作为古代词学评论的集大成者，一部开西方文学批评的先河，本文试比较二者在创作论方面的不同，从二者创作主体对创作的作用的不同、创作要求的标准的不同角度，看词学观对其创作论的影响，总结这两本书词学创作论共同认识及各自的疏漏之处。 　　关键词：《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创作论 　　创作论的概念十分含糊，他大致可以与词人本人的词学观相辅相成，但在实际的创作中，词人却可能违背于自己的词学创作观，与自己崇尚的词学标准相悖。词学创作论是从词作产生之时开始发源，并且指导词人的创作内容与表达风格，对文学创作提出了细致具体的要求。 　　1 从创作的主体看 　　创作的主体，实质也是抓住创作的起源。词人对创作灵感的寻求是不遗余力的，所谓“情发于中而行于言”，而灵感、性灵之说又是十分玄妙的，对灵感的解释只好依托于外物，与学力、与景物生发、与人生阅历等相联系，这样也为求学之人指了一条明路，似乎通过多读书、多感发于外物就可成就优秀的文章，实际上这样的解读方式是对“灵感”本身的消解。灵感既不可抹去他本身具有的神性，也不可与现世割裂的产物，是历史与环境作用的结果。 　　而究竟创作起源于何处，《蕙风词话》和《人间词话》给出了不同的阐释： 　　《蕙风词话》：“词中求词，不如词外求词。词外求词之道，一曰多读书，二曰谨避俗。俗者，词之贼也。”又有：“填词要天资，要学力。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无词境，即无词心。矫揉而强为之，非合作也。境之穷达，天也，无可如何者；雅俗，人也，可择而处者也。” 　　这里提到的词外求词，注重作词之外的世界，其方法为多读书和谨避俗。多读书终有天可达到学力与境界的融合，谨避俗即是人有力区别雅俗，择而处之。同时况周颐又十分强调“吾心”，“吾心”即“词心”，从心中流淌而出的真意是受到“风雨”、“江山”的感发，感到所谓“万不得已者”，即人与景物的关系常有一种相磨砺，自然之景所呈现的必然的样子，这种自然的天性或顺己志，或逆己志，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说，“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三者俱焉。”而况周颐也指出了“吾心”来自书卷，正如《沧浪诗话》“别才非学而必多读书以极其至。” 　　而在《人间词话》中：“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以及为词人所长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此处，王国维的观点认为，写词要有“赤子之心”。而李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环境中，孕育了忧郁、细腻、纯真的情感，即所谓“赤子之心”。而又将宋道君皇帝和李后主对比之后，力推李后主是有推己及人的担当之心的人。而李后主的成就之高，不仅仅在于他的情感是承担着天下的愁苦，更在于他自身的悲剧性，他自身经历与词学创作所给人的动人力量，即所谓“以血书之”。而王国维对词人的要求也是具体的，认为如果是客观描摹的诗人，要多阅世。主观的诗人要保持真性情，不可多阅世。阅世包括读书与阅历，而词作为主观抒情的表达，阅世浅反而见真性情。 　　此二人的共同点是都发现了“词心”的存在，也都注意到外在境界与自身的关系。王国维比况周颐深入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发明本心”，将“吾心”降落于情真意切之上，而况周颐还是将“词心”玄妙化了，在达到的途径上，继续提出要多读书、多感于外物才能练达文章。况周颐认为“多读书、谨避俗”是词境界高的必要途径，而王国维则认为性情真，文章方有内涵，我们需锻炼的并非一概而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是注重内在性情的培养，保持真挚的情感，抒写真意，便可成就好文章。 　　2 从创作的要求看 　　创作论观点的核心便是如何创作才能写出好的文章，而词学观的实质也是对至高艺术的追求。 　　《蕙风词话》的主要词学观点是“拙、重、大”。首先与“拙”相对的是“巧”，文章工巧便是强调对文辞形式的雕琢，而况周颐推崇“拙”，实质便是推崇自然不雕饰的文字，认为“词忌做，尤忌做得太过，巧不如拙，尖不如秃。”。其次是对于“重”的阐释，认为“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所谓神韵，即事外远致也。即神韵未佳而过存之，其足为疵病者亦仅，盖气格较胜矣。若从轻倩入手，至於有神韵，亦自成就，特降於出自凝重者一格。若并无神韵而过存之，则不为疵病者亦仅矣。或中年以後，读书多，学力日进，所作渐近凝重，犹不免时露轻倩本色，则凡轻倩处，即是伤格处，即为疵病矣。天分聪明人最宜学凝重一路，却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