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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的修辞叙事解读 　　摘 要：本文对小说《逃离》进行了修辞叙事的解读，分析了故事的进程是如何通过故事与话语的两方面由作者、文本以及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得以推进的。通过对小说的故事和话语层面的分析，可以说小说在摹仿以及主题方面成功地引导了读者参与作品的价值和伦理立场的建构。 　　关键词：修辞叙事 进程 聚焦 　　一、引言 　　对于叙事修辞的研究有两大重要分支，一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一是新亚里士多德学派或称芝加哥学派的批评，后者研究形式与情绪影响之间的关系，其代表人物韦恩?布思认为叙事作品是一种修辞行为，需要关注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他对叙事作品伦理的转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后，他的学生詹姆斯?费伦进一步发展了修辞叙事理论，认为作者、文本以及读者三者之间的交流是循环往复，作者通过叙事技巧的操纵对读者的判断与阐释进行引导，而读者对于文本的阐释也会影响到作者意图的重新建构。修辞叙事对于读者判断的阐释难逃主观之嫌，因此，费伦区分了五类读者：真实读者、作者的观众/听众（真实读者都希望能成为作者的读者）、叙事的观众/听众（叙事世界里观察者的位置）、受述者、理想的叙事观众/听众（叙述者假象中的理想对象，能理解其每个交流行为），这一分类的意义一方面使得叙事的读者与作者的读者得以区分，另一方面使得理想读者成为具体作品分析解读的真正对象。由于修辞叙事理论将叙事视为多层次的交流，读者的叙事判断被界定为三种――阐释判断（interpretive judgments）、伦理判断（ethical judgments）以及美学判断（aesthetic judgments），且这三者互相影响。这些分类与分析模式对于分析作者、叙述者以及读者对作品伦理位置的阐释提供了更为系统的原则与框架。同时，费伦发展了一套关于“进程（progression）”的术语来表示叙事作品确立自身推进运动的逻辑以及这种运动引发读者不同反应的方式，由文本动力与读者动力共同推进。文本方面，叙事由两种类型的不稳定情况的引入（introduction）、复杂化（complication）以及解决（resolution）来推动。其中，第一种定义为“不稳定性（instability）”――即从故事的层面看人物间或人物自身以及和外部环境的关系；第二种定义为“张力（tension）”――即从话语的层面看作者与读者或是叙事者与读者之间在价值观、信仰或是其他信息上的不对等。文本进程同时也由读者对于以上不稳定情况逐步发展的反应得以推进（费伦，2007）。 　　本文旨在运用修辞叙事理论对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 Alice Munro）的小说《逃离》（ Runaway）进行阐释，重构小说文本、作者与读者的交流过程。 　　二、进程 　　《逃离》是同名小说集的第一个短篇，讲述了一位叫做卡拉的女性在邻居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逃离了压抑的家庭却又在半途选择回归的故事。 　　开篇叙事的安排使故事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张力，即读者的不知情与叙述者的知情造成的不对等，读者并不清楚为何卡拉如此害怕见到邻居贾米森太太回来，这种不对等一直延续到了夫妻的分歧出现以后叙述者才交代了原因――卡拉不同意丈夫敲人竹杠的计划，而其间，叙述者使用限制性的第三人称外故事视角冷静客观地交代了故事的背景――一个阴雨连连的夏天，卡拉与丈夫克拉克经营的小小骑马场生意并不景气。同时，也引入了故事的主要不稳定因素――卡拉与丈夫的婚姻关系。丈夫脾气暴躁，却反以为荣认为这是男子气概的表现，而克拉克的计划似乎成了压垮夫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原来邻居贾米森先生死后，克拉克从他的讣告里得知原来这位邻居是一位曾得过某个大奖奖金的诗人，于是想着去勒索他的夫人一笔钱。读者了解到克拉克的计划以后，与叙述者的信息减小了差距，克拉克的起劲和卡拉的为难，正是卡拉害怕贾米森太太回来的原因，读者会对她在婚姻里的弱势以及她的善良和柔软有了一定的阐释判断，小说里的摹仿成分会调动读者对于卡拉这个人物的理解与同情，卡拉代表着婚姻压抑束缚的女性形象。 　　其后故事由卡拉与丈夫之间的矛盾继续推进，叙述者道来克拉克要勒索贾米森太太的理由――这源于夫妻俩的一个闺房玩笑，卡拉用贾米森先生曾经挑逗自己的事情来取悦丈夫，让他心情好点。一方面，叙述者用了她“看见”了患病卧床不起的贾米森先生的性暗示，似乎眼见为实，但又确实说明床榻上的病人并没有异常的举动，卡拉让自己相信这种幻想的原因是害怕实情会让丈夫扫兴，这种荒谬的取悦丈夫的想法使她陷入了后面的困境。 　　这件事让读者对于卡拉这个表面驯服、善良、困于婚姻窘境的女性多了一种复杂的判断，她扭曲地编造了一个损人声誉的故事来解除自己婚姻的压抑气氛，但是完全预料不到事情超出了她的控制，而她的丈夫根本不关心事情的真假，她的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