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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额吉 　　艾敏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蘑菇山北麓，自南向北纵贯鄂温克族自治旗。作为一条哺育了草原儿女的母亲河，艾敏在蒙古语里是“生命”的意思。艾敏河有一个美丽而悲壮的传说：相传艾敏高勒草原的先人，曾在一天之内打死了七七四十九只梅花鹿，因而遭受天谴，使得艾敏高勒草原遭受了七七四十九年的干旱，牧草枯死了，牛羊渴死了。眼看牧人们就快活不下去的时候，有个叫艾敏的姑娘为了拯救草原，舍身变成了艾敏河。这个流传在草原的传说，同时也是人人铭记的格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或许不懂什么高深的哲理，但一句“艾敏河在看着我呢”，就足以表明他们对生命的热爱和敬畏。 　　1959―1961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但自身并不宽裕的内蒙古人民，就像哺育了他们的艾敏河一样，用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三千多名嗷嗷待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汉族孤儿，这既是一曲生命的赞歌，也是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 　　“上海孤儿” 　　1960 年，上海孤儿院收留了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在这些孤儿中，有上海本地的，但大多数来自苏南和浙江，还有少部分来自安徽。这些孤儿，有的身上留下了名字和某些记号，也有很多没有留下任何标记。今天，我们或许很难理解，父母怎么忍心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在那个年代，父母可能恰恰是为了给孩子一条活路，才含泪把孩子遗弃的，有的家庭把孩子送走后不久，就全家饿死了。据上海市民王海庚回忆：“被送走的孩子，有可能会被条件更好的家庭收养。当年真是迫不得已，为了孩子活命啊，还有什么比骨肉亲情更难割舍，我妈妈把妹妹放在医院后，回来一直哭，最后眼睛瞎了。”如今，他仍然在四处寻找失散的妹妹。 　　许多江浙农村的父母几经辗转来到上海，目的就是把孩子遗弃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大城市总会好一点的。据上海民政志记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 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至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但此时的上海已经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天堂了，1960年5至6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因为营养不良，这些孤儿大多数都患了病，每天都有孤儿患病死亡。后来此事被当时主管妇女儿童工作的康克清知道了，就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立刻想起了乌兰夫，他说：“克清同志，请你直接找乌兰夫同志商量商量，他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啊！”当时乌兰夫正在北京开会，康克清在北京饭店找到乌兰夫。那时，内蒙古牧业也正遭遇严重困难，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但乌兰夫当即决定向上海紧急调拨一批奶粉、炼乳、乳酪。 　　但这些紧急援助只能解决一时之急，当乌兰夫就此事征求内蒙古其他领导同志意见时，吉雅泰说：“我建议把这些孤儿都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养。”乌兰夫听后大手一拍桌子，说：“此法甚妙！由于历史上牧区疾病泛滥，造成了牧民缺儿少女，非常喜欢小孩，如果把这些孤儿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上海等地区的负担，又可以解决牧民缺儿少女问题，对将来牧区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嘛！” 　　在得到周恩来的应允后，乌兰夫立即派人到上海去具体商谈孤儿移入内蒙古的联系接洽和准备工作。包括对即将移入的孤儿进行健康检查，请育婴院代购代制孩子的衣服被褥等等。自治区计委专门给上海市划拨了上万尺布票指标，用于购置孩子衣物。对于这次孤儿移入，乌兰夫下达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指示，要确保一个不少地安全到达目的地。 　　艰难的“长征” 　　内蒙古与上海，可谓关山远隔，而且沿途气候多变，对于这些大部分营养不良、患有各种疾病的孩子来说，不是一次简单的南北大搬迁。1960年4月18日，最先到达上海的是包头的接运人员，负责首批100名孤儿的出塞任务。在这100名孩子中，1岁以下的有20人，最小的只有几个月，大部分孩子身体素质较差，这一路运送之艰辛很难想象。出发时，为应付北方的气候，上海方面为每位儿童准备一套棉衣，铁路部门专门腾出一节车厢，挂在列车的最后面避免与旅客混杂。据参与此次接送任务的护士王信生回忆，从上海出发时，车厢内非常热，医务人员给每位儿童脱下厚衣服，但车到长江时，当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只能下火车换乘轮渡过江，因为江风很大，怕小儿着凉，医务人员又赶紧给孩子换上厚衣裳。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孩子开始发烧、咳嗽。而这才是刚刚开始，京包、京沪六七千里，运行三四个昼夜，护送这些孩子的医护人员的辛苦可想而知。参与过此次任务的刘丽恩大夫的日记记载了这次艰辛的旅程： 　　“19日中午，发现一名水痘患儿，2名可疑者。即刻撤到病号组，内用S、D，规定10点、2点、6点为喂水时间，一天平安度过。” 　　“19日夜12点，小儿朱593号（朱是管理者的姓，593是被收养儿的序列号），突发支气管炎，体温上升到40度，出汗多、腹泻、口渴，加用新霉素口服。由景兰专护。” 　　“20日晨3时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