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重负的救生艇：一座小岛在转折年代的沉浮.docVIP

不堪重负的救生艇：一座小岛在转折年代的沉浮 　　1948年12月29日晚上9点多，做完十二指肠溃疡手术在台湾养病的陈诚，接到蒋介石发来的手启电报，电文寥寥数十字，字字让陈诚感到十分惶恐和沉重：“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这是一道非常突然的命令。赴台之前，陈诚丢了东北，军中盛传“杀陈诚以谢天下”，他又胃病发作，身心交瘁，不得已远离大陆是非，调养戴罪之身。没有想到不到半年就被委以如此重任。 　　局势已越来越清晰地表明，台湾将是国民政府最后的救生艇。对于蒋介石来说，陈诚确实是掌舵救生艇的不二人选，他是黄埔嫡系，又是浙江同乡，历经多年考验。当此生死存亡草木皆兵之际，还有什么比忠诚可靠更重要。陈诚深感责任重大，自叙“以孤臣孽子之心，确保此‘反共复国’的最后基地，与挽回已失的人心。” 　　疏通物资 严控难民 　　疏通运输是摆在陈诚面前最直接的压力。大量军政机关物资，日本赔偿机器，上海的商人和货物，源源不断涌来，基隆港口码头船只卸货甚至要等四十天以上。有人批评政府无能，日据时代年吞吐货物量三百五十万吨，现在每日吞吐仅三千吨，只有原水平的三分之一，大陆抵台人员物资还数倍增长，港口拥塞一塌糊涂。陈诚建议各机关凡不必要的单位和无价值物资不要马上迁台，在他亲自督导下，基隆码头吞吐能力逐渐上升至五千吨乃至一万吨，缓解了淤塞难题。拒绝机关物资的同时，陈诚对民生物资敞开大门，请求上海向台湾大量供应纱布、面粉、五金材料、牙刷、牙粉、毛巾等日用品，还通知沿海各地抢运军用地图来台，以免落入共军手中。 　　更难疏导的是人口。国民政府向台湾的撤退是有计划有步骤的，相比之下，民间自发撤退处于失控局面。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人口激增就已经成为隐患，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是“二二八”事件爆发原因之一。经历战争摧残和“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粮食产量刚刚勉强恢复至1937年的水平，本岛人尚不够吃，过多人口涌入很快促使粮价、房价暴涨，民怨沸腾。“二二八”刚刚过去两年，如不迅速解决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台湾这艘救生艇眼看就要被扒翻。 　　陈诚认为：“过去我们在大陆上，难民成为政府的一个大包袱。我们过去所受的痛苦经验，实在太大了。前车之覆，不应当作为后车之鉴吗？”尽管受到许多民主人士反对，1949年二三月间，陈诚决然开始实施台湾出入境管制，严格审查入境人员。难免有一些人通过行贿、冒充军人船员等手段混入台湾，但更多人被管制拒之门外，许多家庭就此分隔海峡，失去了团聚机会。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是残酷的出入境管制政策，1949至1950年间，除军人外，台湾人口增加将远不止一百多万。陈诚对自己的这项“远见”一直颇为得意。 　　军人及其眷属不同于难民，政府必须妥善安置他们的衣食住行以安军心，当普通难民在小岛见缝插针自谋生路时，专属于军队的“眷村”应运而生。“眷村”其实就是部队大院，但房舍要比正式军眷宿舍简陋得多，往往是圈出一块地简单搭棚社，家属自行购买的家具也多是便宜简单的藤制品，因为当时台湾“朝野”都以为随时能够反攻大陆，不必做定居打算。没人想得到眷村一扎就是半个多世纪，渐渐从临时营地发展成一个个封闭村落，加剧了“二二八”以来的省籍隔阂，这一局面直到眷村第二代人走出竹篱笆在各行各业创造佳绩才有所改变。 　　戒严剿共 “纯洁”岛内 　　1947至1948年间，台湾实行清乡政策，搜捕“二二八”残余分子，许多本土精英人士或入狱或被冤杀，一时风声鹤唳。台湾学者指出，“失去母国而为了维持与巩固移入族群进行少数统治的政治体制，其政权必须‘依赖军警与特务系统的恐怖统治’作为支撑”。清乡刚刚告一段落，防堵共谍又使岛内空气紧张起来。陈诚总结：“中共最大本领就是他的渗透作用与政治攻势，他每次的胜利，都是基于这两种战术的运用。国军之所以迭受挫折，也就是因为在这两方面疏于防范且未能迅谋对策之故。”他认为台湾必须建筑政治经济上的防波堤，绝不能再让共谍渗入。 　　当时中共确实在紧锣密鼓向台湾输送特工人员，出入境管制政策除控制人口外，主要目的就是防堵“共谍”，事实证明管制使中共地下工作受到重大挫折。1949年3月，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蔡孝乾在工作报告中写道：“全国形势发展得太快，台湾主观力量的薄弱赶不上全国形势的发展……”可见不仅国民政府没有做好这么快就撤退到台湾的准备，台湾地下党也没有做好暗战准备，组织架构还相当不成熟。 　　1949年5月1日，台湾境内开始户口检查，5月19日颁布戒严令，开启了长达38年56天的戒严时代，实行党禁、报禁、海禁、出口旅游禁等。1949年下半年，台湾新增130多个检查站，联合军警宪统一指挥，夜间放步哨，对入境旅客严密检查。11月后规定，申请赴台人士事由栏一律应详填明，游历、访友、接洽商务均不发证，台湾省内居民外离前先办入境证。岛内五万特务出动，清查户口防谍肃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