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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的第一批近代海军军官和第一批工程技术人才，前后两学堂共毕业学生629名，成为了中国近代海军和近代工业的骨干中坚。 　　1866年年末，福建船政学堂的前身“求是堂艺局”开始在福州城内张榜招生。 　　那一年的春天，尚在跟随塾师苦读《四书》《五经》的严复刚刚秉承父母之命与王氏之女成婚，而到8月，严复的医生父亲却因抢救霍乱病人感染突然死去，家境一落千丈，时年严复14岁。多年以后，当名满天下的严复在回忆自己少年时的困顿时，这样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 　　在首批投考求是堂艺局的考生中，大多都是如严复一样的福州家境贫寒之士，艺局不但包食宿而且每月发放4两银子以供家用，出于生计的考虑，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投考艺局以求出路。学生中，也有一些接触过西洋文明的开明之士，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粗通英文或是华侨子弟。例如广东番禺人邓世昌此前已多次随父亲前往上海，见过欧洲先进轮船；而广东人吕翰此时也已毕业于上海英华学院。另有少数几人出身于开明的官僚家庭。而当时一般的读书士子，皆以应科举考功名为正业，对于求是堂艺局这样学习造船与驾驶的科技学校不屑一顾，更视航海为畏途。 　　入学考试的题目之一是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作文一篇，适逢父丧的严复写得声情并茂，而代替左宗棠接管船政局的沈葆桢恰好也蒙丧母之痛，感同身受，将严复点为第一名录取。入学后，因位于马尾的船政学堂并未建好，严复和他的百余位同学借福州城内定光寺开课。于1867年夏，全部搬迁至马尾，这时艺局已分为“英语学校”和“法语学校”，而后逐渐演变为以包括造船专业、设计专业和学徒班的法文前学堂和以英文授课专授驾驶、轮机技能的后学堂。魏瀚、邓清廉等为前学堂学生，而严复、刘步蟾等则为后学堂驾驶专业。 　　“福州船政局建在昔日里的一篇沼泽地填成的平地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国制造业的村庄，这里也有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远处的船坞，高大的烟囱，一排排厂房，从那里传来的叮当作响的汽锤声和机器的阵阵轰鸣。”游历远东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后来这样描述马尾船政学堂。 　　授课全用英法文原版书，语言首先是严复们最大的障碍，然而根据一位参观过船政学堂的法国工程师的记录，他们显然非常用功。“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只上了4天课，就显示出他们的极为敏捷的智力，8天以后，他们流利地拼读各种单词，在石板上写出所有的字母。无疑，6个星期以后，他们都会拼读，有好些人还将会写。”英语教师嘉乐尔也称赞自己的学生说：“这些年轻人的资质和勤勉的结果，应该对他们同胞的冷淡态度起到酵母般的影响。” 　　学堂的规章制度异常严格，1867年11月到职的嘉乐尔曾提出“从7月中旬一直到8月中旬，学生有一个月假期”，但并未被沈葆桢采用，学校的假期仍遵循左宗棠关于春节、端午、中秋放假的规定，并另有婚假和丧假。严格的淘汰制度也是严复等学生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章程规定，连考三次三等者退学。艺局开办之初，共有学生300余人，但到1874年，学生已然不到200人。 　　1876年4月，英国战舰田凫号抵达福州，海军军官寿尔参观了马尾的船政学堂。他看到了大约50多个学生，第一班在做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培养出来的老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德几何学，都是英语授课。他翻阅了几本学生的笔记，“他们的整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寿尔认为这些学生的智力和西方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它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下课之后，这些学生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也不懂得娱乐。 　　除日常授课外，学生还需上舰出海实习。1871年，在严复、刘步蟾、林泰曾等18人与前学堂部分学生登上“建威”舰，由洋教习带领往南洋出海实习之前，23个学生联合署名给他们敬重的英语教师嘉乐尔写了一封告别信：“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查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我们从老师所学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和赞许…… 　　“船政学堂”的办学经验值得后人借鉴。比如：它的办学思想十分明确，敢于求新求实。左宗棠在筹办学堂之初，就确立了“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他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是“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不久，接任的沈葆桢也反复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船政学堂”在教学上十分注重求新与实践，以新知识来教育学生，还做到与实际训练相结合，学以致用，使学生尽快成为有用之材；在管理上则严格执行淘汰制，对“性惰懒不肯勤学，或资质鲁钝于学难期心得者，均随时剔退”，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