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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代的遗产及其当代意义 　　乾隆皇帝，在中国的皇帝中理应排得上座次，而且，似乎应该比较靠前。康乾盛世的光环一直笼罩在其身上，然而民间传说与野史传闻加之晚年的昏聩与用人不察，也使其毁誉参半。我们似乎可以说，一部大清史，若缺了乾隆朝必定黯然失色。君若不信，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先生等认定的历史上的中国乃是清王朝完成统一之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前的版图，也就是乾嘉时期。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一书中更明确指出：“自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先后收复天山南北路，清朝统一大业至此完成。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开始，经过了近两千年，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中国的真正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八十一年。”可见，正是乾隆朝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那么，我们不禁会追问：自诩“十全武功”的乾隆帝，留给其身后的中国怎样的遗产？这样的遗产对于崛起中的当代中国有何意义？ 　　这种追问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最近阅读美国新清史的代表性学者欧立德（Mark C.Elliott）所著《乾隆帝》一书所引发的思考。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指出的：“我相信，人们若想要了解今天中国的崛起，以及思考中国如何重返世界强国之列，首先应该重新审视与思考中国上一次拥有这样的世界地位的时期，而这恰好指向乾隆的时代。”本书是一本面向欧美世界的乾隆传记。乾隆在中国属于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而据作者的介绍，这位皇帝对于欧美读者而言仍然十分陌生，因此作者首先对其个人成长经历作了介绍。登基、当政、家庭、仪式与王朝统治三章就是给读者一个大致的印象。 　　与国内通行的乾隆传记写法不同，本书借鉴了近年西方中国学的新成果，对清前期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位置以及对外交流的程度等做出了重新评估，让我们对乾隆朝的世界历史背景有了新的认识。近年来，以美国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重新估计中国在“早期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做出了新的探索。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全球经济化中的东方》一书认为1800年以前，全世界约四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了中国。虽不无夸张，但中国在当时全球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美国学者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甚至估算出中国在18世纪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32?，远超当时的英法，即便今日之美国亦不能望其项背。所以，除了疆域的奠定，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在18世纪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作者更站在全球史的角度，对清帝国的全球参与做出了有力说明。在《清代的中国与世界》一章中，作者对于乾隆朝的外交与朝贡体系，服务于宫廷的传教士，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都做出了深入分析，还对被认为有可能改变清代历史走向的马嘎尔尼访华事件进行了有意义的揭示，认为其访华成果有限。虽然站在“世界中的中国”之立场上，但作者对乾隆仍秉持了“同情之理解”的心态，没有苛责其对欧洲事务缺乏持续兴趣、漠视重商主义等做法，而是分析乾隆自信的来源，作为帝国君主的自负及其优越感。用作者的话说，“不是说乾隆对西洋国家缺乏兴趣，而是乾隆觉得根本就没有迫切的必要去注意那些国家”。这与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书中同情万历皇帝的叙述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很多学者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正是所谓的康乾盛世延缓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经济的发展并未建立在体制变革与技术革新的基础之上。这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即作者秉承美国新清史的研究理念，重视清代满族特性在清帝国统治中的作用。欧立德本人在其新清史的著作中，大力倡导满文史料的运用，借此重建清代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各种不同层面的完整图像。用他的话说，这种研究方向的调整，将使得原来被压抑的声音、被隐藏的叙述逐渐浮出水面，从而改变以汉文史料与汉民族本位立场上的清史叙述模式。本书专辟一章分析“满洲成功之困境”，也是新清史关注的重要命题。作者指出，乾隆为维护满洲之道，首先“以金为鉴”，汲取金朝过度汉化而最终衰落的教训，推崇八旗的满语和骑射传统等，然而这个满族的“大家长”仍时时感到汉化与八旗衰落的征兆。维持族群特性与保持有效统治的张力几乎贯穿整个清王朝的始终。欧立德曾专文论述所谓的18世纪满洲“认同危机”，这种危机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汉人雅致文化的诱惑带来对满洲“旧风”的威胁，二是八旗制度给国家造成的日渐增加的经济负担对该制度本身带来的威胁。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综合作用之下八旗制度及其文化之倾颓似乎无法避免。于是我们看到白莲教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族士绅与团练的兴起，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之崛起正是八旗军事制度陷入困境的标志。可以说，有清一代，成也八旗，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