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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内部构建艺术共识的未来 　　1 亚洲：艺术市场和国际交流 　　讨论的大前提是从中国艺术开始的过热的艺术市场保持距离。艺术市场逻辑对韩国、日本、印度、印尼也同样造成了广泛冲击。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印尼艺术是亲切的批评精神与自我文化传统再利用的亚洲新艺术诞生的预言者，但是艺术市场同样影响了印尼艺术，导致了拍卖目录中肤浅平凡作品的洪流。我们应该承认，艺术品销售预设了广泛的普及性以及作为投资的欲望，但是我们可以将脚踏实地的甚至在市场低潮期提升自己的方法和哲学的艺术家，同那些应市场要求反复使用固定风格和主题，或是在大财团基金的资助下制作更大更精巧的作品的艺术家区分出来。特别是在2008年秋，由经济危机带来的艺术泡沫破灭后，我们可以以更好的标准鉴定那些艺术家，而不是用那些被投资者抬高的天价。我们必须知道，亚洲艺术热实际上只是成就了（或者损害了）极少数的亚洲艺术家。 　　然而，亚洲艺术的国际热并不仅仅存在于容易被经济情况所影响的市场上，同时也存在于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艺术世界上，获得了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艺术家都无法达到的高评价。也正是那些中国艺术家们引发了亚洲艺术家市场在世界上的过热。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数量众多的庞大的建筑项目被启动，各地的美术馆被认为“像星巴克一样迅速增长”。当前的中国艺术世界是这样的：在北京有许多大型画廊，被世界各地的策展人和艺术经理频频拜访。艺术家大型的工作室有许多助手，艺术家村有成千上万的住民，这样的情况，对于那些了解过去的亚洲当代艺术情况――艺术家卖不出作品，无法获得主流认同，没有表现自由，没有任何媒介或大型画廊、策展人的支持，没有登上国际舞台的机会等等――这些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这些亚洲艺术家已经成名的例子和在国际上频繁曝光的名誉，让我们思考，亚洲当代艺术不再等待“国际认同”，甚至看起来好像已经是作为赢家在领导国际艺术市场。这里并不是质疑他们的艺术原创性与潜能，现在需要质疑的是他们作品和表现的目标是否只是针对策展人和收藏家等精英阶级？他们的活动对其他观众来说是否足够开放？他们的创作和表现的动机是否自发的来自于个体内心的精神和哲学，而不是跟随大众潮流或者取悦主办方？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的作品与活动能否在历史无情的淘汰中存活下来。亚洲艺术家已经在过去十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参加双年展、大型美术馆和商业画廊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聚焦于本地性的特质同样可能会在当代艺术家情形的理解上被误导。所以，绕开那些已经成名的艺术家去讨论亚洲当代艺术是不合适的。 　　然而，我们的举措中没有包括那些已经频繁的从1980年以来参加国际展，而作品在首次登场后却没有进步的艺术家。在国际艺术明星中选择谁并不重要，我们应该在“谁是国内艺术家，谁是国外艺术家”区别的固定化与绝对化上更为小心，因为我们不能轻易地接受一个惯例的看法，认为国际艺术家比国内艺术家更为出色，或者仅仅欣赏那些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艺术，忽略本地艺术实践的价值。这就是我们没有将艺术家按工作区域在展览中进行区分的原因。 　　2 亚洲问题的提出 　　在今天的艺术世界，或许是一个新话题，但讨论亚洲的美学与文化价值却可以追溯到100年前。百年前，世纪交替的日本，以冈仓天心（冈仓天心死于1913年，迄今刚过100年）为首的艺术家与美学家，极力捍卫亚洲的文化价值，认为亚洲文化推崇的“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文明形态正处于西方机械文明的反制。 　　近年来，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各国，随着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变化。当代艺术创作也日益活跃。亚洲格局的变化能否在亚洲内部构建一个讨论亚洲艺术问题的新平台，不再从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亚洲艺术格局的新变化。亚洲的美术馆使命一直惯例逻辑性地推导出的主题所束缚。例如，“沟通”、“交流”。我们所说的亚洲内部构建共识的未来，这里强调一下内部的问题，“内部”的问题起源于对福冈亚洲美术馆，这个全世界仅有的亚洲现当代艺术馆的现有程序和制度的重新审视。在展示亚洲现当代艺术、从事艺术家交流项目的这几年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引起本地人对亚洲各国艺术家的兴趣不是件容易事，促成外国艺术家和本地人之间生动、密切的交流和合作就更难了，这些艺术家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对本地人而言完全是陌生的。内部与外部、临近与遥远、直接体验或者被大众媒介传达、人造的或者自然的多种的情形并存的情况，影响了选考委员会和策展团队。 　　还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重新回顾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亚洲现代艺术的再现。那些在国际上（包括西方世界和近几年的东亚展览）已经成名的亚洲艺术家从1990年以来已经习惯于将社会事件转换为他们的主题，在亚洲社会变迁带来的城市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中呈现政治性与性别问题。将本地材料与地方性主题同化，他们的作品对外国人呈现出“亚洲的”感觉。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