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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大屠杀记忆” 　　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犹太民族、乃至人类经历的一场浩劫。对于这一历史悲剧的记忆，在当今全球犹太人民族身份的建构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不仅如此，大屠杀记忆与以色列的安全也存在着重要关联。实际上，大屠杀记忆及其关键设施大屠杀纪念馆乃是以色列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时刻警示着以色列人、尤其是国防军 　　20世纪50年代，以色列议会先后通过数个法案，将每一年的犹太历尼散月27日（公历4月）设定为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并在赫兹尔山上建立一个国立的纪念馆，将之命名为“大屠杀殉难者和英雄纪念馆”。支持建馆的以色列议员带有明显的塑造国民精神以保障国家安全的考量。在众多学者的组织下，大屠杀纪念馆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关于大屠杀的教育和研究中心之一。半个世纪以来，纪念馆一直在搜集与大屠杀相关的证据，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图片、文献、音频等资料。大屠杀纪念日之后，紧接着就是以色列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和独立纪念日，而且这三个纪念场所都在以锡安主义之父赫兹尔命名的山上。 　　数十年来，有关大屠杀的教育和纪念已经在以色列社会广泛、深入开展。从基础教育开始，以色列青少年就会在不同阶段接受相关课程。大屠杀纪念日尤其是以色列最神圣的日子之一。在这一天，以色列举国肃穆，警笛长鸣、行人止步、车流停歇，所有餐馆、咖啡厅和娱乐场所都会关门歇业。在大屠杀纪念日前夕，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会率领总参谋部成员以及其他高级军官，亲临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高层会议，以表达保卫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的决心和使命。这已经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一个传统。并且几乎每一个士兵参军后都会被带到纪念馆接受相关训导。纪念馆设有专门的“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服务部”，由国防军提供专门团队担任指导和讲解。 　　可以说，大屠杀纪念馆时刻警示着以色列人、尤其是以色列国防军：在没有国家和权力的状态下犹太民族将会遭遇怎样的悲惨境遇。它所强调的是锡安主义事业的正当性和以色列国对犹太民族安全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以色列人形成强烈的国家认同以及个体责任意识。 　　影响以色列的安全战略文化 　　以色列领导人也常常将纪念历史悲剧与应对当下的安全威胁相关联。在近年来的大屠杀纪念日上，经常被以色列领导人提及的就是致力于发展核技术的伊朗。在2012年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纪念仪式上，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称：“我们必须从纳粹大屠杀历史中吸取教训，并在时间太晚之前对生死存亡的威胁做出强有力的应对。伊朗就是这种威胁的中心。”而总理内塔尼亚胡则称：“那些认为伊朗威胁只是幻想或者被夸大的人们，没有从纳粹大屠杀中学到任何东西。像那时一样，今天还有人想要毁灭数百万犹太人。”佩雷斯和内塔尼亚胡分别来自以色列左、右阵营，他们的认知代表并体现了以色列社会的共识。在2013年的大屠杀纪念活动上，内塔尼亚胡则表达了以自助的方式解决伊朗核危机的决心。他说：“我们欣赏国际社会为阻止伊朗核计划所做的努力，但我们无论何时都不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其他国家，哪怕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通过这些历史教育和体认，大屠杀历史教训深深地影响了以色列国防军乃至以色列社会，进而影响着以色列的安全和战略文化。对集体灭绝的恐惧以及捍卫群体生存的紧迫感，成为犹太民族心理的重要特征。而以色列狭小的疆域，更加剧了此种安全焦虑。“以色列经受不起一次失败”，这样的意识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在本-古里安等领导人心中扎根。一旦出现严重的安全威胁，以色列社会“从最坏处着想”的心理就会迅速抬头，将时下面临的严重威胁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促使以色列通过追求和使用权力来减轻恐惧。因此维持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在以色列安全战略中处于核心位置。 　　大屠杀经历还推动以色列倾向于采取进攻性的强硬路线。2003年，三架以色列战机不顾波兰政府反对，强行飞越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此举在以色列受到广泛赞誉。笔者曾与一名大屠杀幸存者交谈。这名幸存者曾长期担任以色列国防军飞行员，先后参加过五次战争。他非常认可以色列空军的举动，认为此举显示犹太人已成为有权力、能自卫的民族，不再任人宰割。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裔往往在安全问题上更加敏感和强硬。这名幸存者就认为伊朗核问题对以色列的生存构成致命威胁，主张在必要时对其发动军事打击。除了此种显示力量的象征性行为，以色列国防军在应对来自周边激进势力的暴力活动时，也往往不顾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而重拳出击，有时难免因给巴勒斯坦带来惨重伤亡和破坏而广受责难。 　　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外，参观大屠杀纪念馆也是以色列与他国交往的重要内容之一。外国政要访问以色列时，往往会应以色列的要求前往纪念馆悼念死难者。通过此类悼念活动，以色列可以获得别国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的同情和理解，以减轻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压力。一些外国政要也经常借悼念大屠杀死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