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民状况.docVIP

法国大革命前的农民状况 法国大革命自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至少有三条贯穿其中的主线：精英革命、市民革命和农民革命。这三条线间的关系在时常变化，时而分开，时而交错。在这其中，如果说同以城市为据点的精英革命和市民革命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话，那么遍布在广大农村的农民革命则更多地是表现出一种格格不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另人难以理解，当巴黎市民在罗亚尔宫花园中聆听着资产阶级精英们的演说时，当市民们借助巴黎的出版业得以阅读卢梭、伏尔泰的著作时，农民们还在农村中重复这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的古老生活。与市民革命中高喊这自由、平等的理想和口号和高度的政治目的性相比，农民的斗争则更多地是表现了极大的自发性。那么，与城市中的先进思想几乎绝缘的法国农民是如何告别过去曾经忠实的旧制度的呢？他们是如何起来的？他们有为什么会发展出那么彻底而轰轰烈烈的运动？他们的自发性又是如何会形成的？这些都是本文将探讨的问题。一、旧制度：没落与反动作为一个法国大革命的专有名词，“旧制度”主要指的是18世纪的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中世纪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封建领主国家，奉行“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这一原则。当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变化，这种封建原则其实早已无法维持。在13~15世纪，贵族占有土地的农奴制走想瓦解，农奴被解放成农民，份地成为了永佃田，由于永佃田可以继承、转让、出租，因此实际上，它们已经成为了农民的产业，占有永佃田的弄名，“实际上已经具有了自耕农的地位。”（[2]282页）农民土地占有制，作为法国的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已经具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新航路开辟以后发生的价格革命更有力地推动了领主制的瓦解，随着货币的编制，收取固定货币地租的领主贵族收入实际上日益减少，而从事生产和商品销售的农民、资产者（是否应该叫资产阶级我还不能确定）则相对地增加了收入，甚至富裕了起来（注意，是“相对地”，否则就不能解释后来农民的一些状况了）。自16世纪以后，贵族出售土地以维持其奢侈生活的情况日益增加，经过长期发展，到大革命前，农民占有的土地高达全国的1/3以上，而贵族占有的土地却只有1/4左右，农民土地占有制“成为革命前法国土地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种占有形态。”（[2]277页）此外，依靠贵族特权而强行规定的超经济剥削，到18世纪也已经基本消失，不少贵族生活贫困，以至于在三级会议代表选举中，有些贵族只能穿着农民的服装出席。可见，在旧制度时期，贵族已经趋向没落，这种没落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并且这种没落也已经体现在了政治上。中世纪城市自治运动兴起以后，反对领主压迫的市民成为了支持望权的新兴力量，以后，随着英发百年战争的长期消耗，包括期间农民起义的扫荡，贵族的力量大大减弱，王权则逐渐强大，到路易十四时代，国王的专制权力几乎达到了顶峰，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君主制最后三个世纪中，使贵族与人民分离，将贵族吸引到宫廷进入仕途。”（[6]158页）勒费弗尔在相关著作中也指出：“国王并不与贵族分享政权……并不把农民完全交给贵族……”（[4]79页）由于经济实力不断削弱，法国旧贵族逐渐失去了领主制时期与国王对抗的力量，相反地，为了维持其地位、声，他们不得不依附于日益强大的王权，在凡尔赛宫中成为国王的宠臣和办事员。到了旧制度时期，“如果说贵族仍作为一个等级而存在，它却早已失去了在中世纪享有的那种掌握公共权利的特征，”（[1]9页）对国王俯首帖耳了。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过分夸大这种没落而把旧制度时期的贵族完全看成是无用的摆设。农民对土地虽然在实质上是占有的，但是那也是在私下的，土地是以“永佃”的名义在他们的支配下，在法律上，领主贵族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当然要通过某种方式来体现一些这种所有；王权虽然削弱了贵族的权力，但是这终究是从维护中央的统治出发的，不可能真正深入到农村统治的各个细节；另外，贵族作为特权等级，始终是法国封建君主的统治基础，王权要维持这个等级的存在，也要保证他们在农村始终要保证一定的特权。因此，贵族始终保持了养鸽、狩猎、免税等等特权，又比如说司法权，法国国王“只是废除了妨碍其发展的上层领主司法，而任束缚、压制乡村生活的下层领主司法权继续存在。”（[3]p18）可见，尽管“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消或减轻了，”（[6]p161）但是“压在他们身上的这种封建权利宛如一块静止不动的乌云，什么风也不能将其刮走。”（[3]p19）。18世纪下半叶，这块乌云终于开始下雨了，这就是“贵族的反动”。这种“反动”的发生，与前面已经提到的贵族的矛盾状态有关：既已成为专制君主的附庸，又掌握着尾大不掉的封建权利；既在经济上日益贫困化，又企图维持着以往的奢侈生活；既在实质上已经没落，又在名义上仍然是特权等级。在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的情况下，法国贵族依然不屑于像英国新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