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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法治评估体系建设 促进中原经济区健康发展 　　【摘要】法治指标经历了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变，在评价和引介域内外法治指标实践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从法治环境运作的基本原理出发，充分认识和把握法治环境子系统之间的有机关联，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指标体系，即主观（观念）指标、法治载体指标、法治运作指标三个层面的指标建构模式。 　　【关键词】刑事错案 法治指数 治理 评估 中原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D927 【文献标识码】A 　　2012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原经济区发展规划（2012～ 　　2020）》，规划对河南省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部署，其赋予中原经济区全国“三化”协调发展示范区的定位。在经济发展地背景下，中原经济区必然面临转型的过程。面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也将出现一定比例的变化和失衡，由此将形成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发挥法律的社会整合功能，变革和完善现有法律调控机制，进而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区域法治环境的治理和优化不仅需要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的局限，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保障，更需要把握区域内各主体间法治环境的状况，有针对性地改良和优化。目前，学者对区域法治发展的宏观研究较多，而对新形势下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法治环境的定量研究仍然薄弱。因此，建立一个动态、多元、多层面的评价体系，其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外法治状况评估指标的演变 　　域外法治评估指标。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雷蒙德?鲍尔率先提出“社会指标”一词，提出以社会指标来观测社会发展的方法。社会指标作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状况的指数”是“在那些通常不易于定量观测或不属于经济学家专业范围的领域内，为我们提供有关社会状况的信息”。① 　　有关法治指标的雏形可见之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研究，韦伯十分关注社会的秩序问题，秩序是由统治集团的组织和合法性所保证。历史上存在不同统治类型，这些统治类型被它们各自内在的和外在的力量所改变。在理想类型方法的影响下，学者就社会法治形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昂格尔将法律的类型概括为习惯法、官僚型的法以及法律秩序。②习惯法、官僚法和法治秩序是历史上存在的三种法的样态，而每种法的形态之间，都有不同的要素构成，现代社会的法治形态可以从实体内容、机构、方法与职业四个层面来概括。诺内特、塞尔兹尼克将不同形态下的法律分为压制型法、管理型法与回应型法。三种类型的法律形态由不同的指标来组成，这些指标包括：法律的目的、合法性、规则、推理、自由裁量权、强制、道德、政治、对服从的期望、参与。③尽管任何复杂的法律秩序永远不会构成一种绝对一贯的体系，而表现出某种混合的特征，但是它的基本状态可能依然比其他法律秩序更接近一种类型的法。④此外，富勒在二战后反思法治失败的教训之余，提出了法治正当性的依据在于法制的内在道德。富勒提出了法制内在道德的八项指标：法律应该具有一般性、公布和公开、不溯及既往、明晰、没有自相矛盾、不能规定不可能之事、法律的连续性、官方行动与公布的规则之间的一致性。⑤ 　　现代社会法治的研究成果为法治指标的具体构成提供了借鉴。但是法治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在西方文明下产生的法治指标能否适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这一问题值得深思。就法治而言，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普适性的标准，现有发生的有关法治的探讨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国际社会在推动法治共识中所做出的努力。《新德里宣言》将法治原则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的内容：立法机关的职能是创造和维持个人尊严得到维护的各种条件，并使“人权宣言”中的原则得到实施；法治原则不仅要规范行政权力的滥用，也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护法律程序，但赋予行政机关委任立法权要有限度，它不能取消基本人权；要求有正当的刑事程序，充分保障被告辩护权，受公开审判权，取消不人道和过度处罚；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对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体制和通讯网络为客观基础的世界法治秩序构想也促进了法治规范和标准的统一化。世界银行的“善治”指标体系以及“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都是在这一背景下促进法治在世界各国的施行。从域外法治指标体系的形成来看，指标的设定大多以西方社会对法治理解为基础，其中也夹杂着特定的目的。如世界银行的善治指标体系是用以考察第三世界国家的治理环境，并将其作为发放贷款的依据。因此，借鉴域外法治指标体系，需要考察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国法治形成的特殊背景。 　　域内法治指标评估体系。近年来，以法治指标体系来衡量和评价地方法治的运行状况成为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热衷的课题。地方政府在现有的法治框架内，就地方施行法治的状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包括余杭、上海、北京、成都、香港。 　　余杭149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