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ppt

第九讲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1929～ ) Habermas，Jürgen是当代西方 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批判理论” 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刚4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不过他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在清华的演讲中，有人问及希特勒统治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当时在德国的所有人（无论是成年人、老人还是孩子）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 直到1945年纳粹投降，看过集中营的电影后，才知道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也许正是这种对孩提时代经历的否定决定了他思想中极为浓重的批判意识。他在以往的一次回忆中说，“这场经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的思想。” 哈贝马斯一生不但对诸多先辈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海德格尔、阿尔多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与当代著名的理论家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 布尔迪厄等人发生过激烈的论战。 1953年 的海德格尔事件对他触动很大。这一年，海德格尔只字未改地发表了 1935年所作的演讲稿《形而上学导论》，阐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 为纳粹德国进行辩解。这使他认识到哲学和政治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 的领域。1955年，哈贝马斯来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视引发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1964—1971年，哈贝马斯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 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为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力量。由于对联邦德国当时形势的认识分歧，他同学生“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决裂。他指责学生们脱离现实、理论立场上过于教条主义，认为议会中的不民主现象只能采取说服或者启蒙的形式解决，而不应该借用暴力。学生运动领导人则宣称哈贝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由于这种矛盾，哈贝马斯于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贝格，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19 83年，哈贝马斯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一方面，直到60年代中期，他都自诩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自己是批判理论的合法继承人和阐释者。但另一方面，从其理论的历史线索看，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批判理论只是作为他自成一派的跳板。在经历1968年西方“文化革命”的检验后，哈贝马斯急剧地收敛了激进的批判姿态而转向宏大的理论建设，他身上体现了总体马克思主义逻辑失败后的左派理论动向。 一、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 （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 利奥塔认为，“现代”一词是指任何参照元话语来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而元话语则是能统率一切话语的话语。由于在西方传统中，哲学是一切“科学之科学”，元话语自然就是哲学的话语。哲学话语表现为对人类本质和宇宙本质的“宏大叙事”，可称为元叙事，就此言之，“哲学— — 元话语一元叙事是三而一的东西。宏大叙事是利奥塔对‘现代’乃至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社会的总陈述。它就是阿多诺批评的‘总体’和德里达批评的‘逻各斯中心’的另一种说法。” 元话语是一种消除了差异性的、统一的“共识”。  然而，社会和人性是多种多样的，根本没有什么普遍性。现代思想家的最大失误是抹杀差别性、异质性，从而使他们的追求普遍性的救世方案，不但没有救世反而成了迫害人性的工具。显然，共识性的元话语不过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迷梦。西方的现代社会尽管自我标榜为自由民主的社会，但仍然存在大叙事压抑小叙事的现象，并且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宏大叙事把自己视为“正统”，把小叙事视为“异教”或“异端”，当作旁门歪道加以排斥。 利奥塔认为这不仅不公平，而且不可能。原因在于，共识需要语言来实现，而语言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语言游戏”，并不存在如科学语言一样的元规范。姑且不论共识是否可能，即使可能，这种一致性必然会破坏语言游戏的多样性， 从而压制了发明和创造的动力，这是一种“恐怖手段”，它假定并努力使语言游戏同质化。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共识常常是被迫形成的， 是强者将意志强加于弱者的结果。超越时空的共识事实上并不存在，共识不过是当时的游戏参与者达成的临时性的协议，最终会遭到摒弃。 （二）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辩护 针对利奥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