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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武钢裁员 　　武钢的减员风波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发酵，今年“两会”，新上任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国强对央媒说：在去产能大背景下，不可能8万人都炼铁、炼钢，可能有四五万人得另谋出路。其实去年底，集团就已经裁员1.1万，其中，武钢股份公司减6000人，集团公司减5000人。 “全民”与“大集体” 　　沿着青山区和平大道走到底，转到冶金大道、友谊大道就是伫立了近60年的武钢厂前大门。一路上有“武钢”抬头的门面房应接不暇，不仅有医院，曾经是招待所的武钢宾馆，还有武钢旅行社，那是集团底下的三产，全市只此一家门面；铁链门的武钢火车客运票点、印刷厂，都好像很久没开业的样子，旁边是极易遗漏的“武钢大学”，白底黑字招牌竖挂在铁栅栏边。 　　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开到“建八”（建设八路）就意味着青山区最繁华的商圈到了，那里围绕着大名鼎鼎的红钢城而兴盛，红钢城是武钢第一代职工居住区，苏联式内阳台三层楼的红砖房掩映在一片“还建房”底下，因历史弥久而不敢拆。曾经，每到上班时间，骑自行车的工人一个方向涌去厂门前，下班时，“厂门前1万人总是有的”，出租车司机跟我回忆到10年前，那时他的车开不进来。 　　“你看现在，两个高炉烟囱都不冒烟了，以前是红光闪闪。”他说。在大门口就能看到厂区北面一根冷清的大粗水泥烟囱，通往长江港口的铁路从我脚下的栈桥穿过，几节空车皮停在铁轨边的石碴上，仿佛诉说着50年代时闷罐车在此拉运职工的胜景。 　　厂里的楼房基本是两三层高，灰色与红色相间，因年久失修，可以见到积满灰尘的钢窗时有毁损，留下一个个黑洞。这整座仿苏联风格的厂区有22平方公里，冶炼片、炼钢片、轧钢片井然有序地延伸，树丛里不时有铁轨冒出，让人想起苏联小说里栎树成荫的城郊钢铁区。武钢还有港务公司，是长江上最大的企业专用港口，繁盛时铁运、水运都在此完成，整个青山区都是武钢的城中城。 　　工人大多骑车穿梭，在武钢重工集团，我看见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坐在厂房前歇息，在拱形铁门里，满是大卡车。他是一名装配钳工，45岁，工龄却有28年了，现在他也担心那把悬顶之剑突然落下。虽然武钢这次“一刀切”的年龄线是男工55岁，女工45岁，但他是“大集体”编制，随时就能被遣走。上世纪80年代，武钢在“全民”编制以外增加“大集体”，前者是全民所有制下的企业核心职工，是共和国正统的工人阶级，而“大集体”则是为了安置五湖四海前来援建的职工家属而成立的集体所有制。 　　到了90年代，由于人多、活路少，慢慢走下坡路，以至于“大集体”人员的工资是“全民”的一半。我后来采访的一些“大集体”职工，不少人告诉我10年来工资仅千把块，他们的名分比“全民”低，干着更粗重的辅助活。本次被裁后，每月几百元不等（不同企业依效益而有所不同）的买断补偿金，按距离退休年限算，一次性给付。 　　这位钳工每月工资2000元，而其中绩效却总是拿不足额。“现在没法搞满负荷生产，多开工一分就多亏损一分。”他这样说。重工是副业，上游炼钢、轧钢效益不好，他们也没有销路。去年底职代会上有人喊，全厂1200人是“700个产业工人养500个行政人员”，而现在每个车间近乎减三成人。3月19日，集团在武钢体育馆办了个万人招聘会，33家社会企业提供了1.2万个岗位，这对死灰般的冗员来说犹如起死回生，是近几天武汉市不小的新闻。厂里动员所有被裁的以及在岗的都去看看，有的分厂甚至在那里搞签到，要求40岁以上女工全部去。 　　他也去了。“我看了，最近的也在东西湖，青山过去两个小时车程，谁去得了？”他说。另外，很多厂家都有年龄条件，“有些招女工的是40岁以下”，这显然与本次有“就业刚需”的女工存在年龄错位。他在马路边休息了10分钟，说要进去干活了。 　　这些逃过了90年代“下岗待业潮”的幸存者如今彻底成为单位制下的“老人”，当他们正期待着几年后平稳退休的时候，却再次受到本轮经济下行的冲击。所以，这些年近半百的产业工人进入市场化竞争的就业市场，首先遭遇的是一道极其难以跨越的心理沟壑。 　　这也许是“单位”工人的职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次应激。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企业管终身的想法，“从工厂到坟墓”的福利体系一旦割断，他们就无所适从，不少人抱怨那些现场的招聘单位实行“劳务合同”。确实，在我后续的采访中，发现单位制底下的人向市场化职场过渡的过程中，充满了一种封闭又单纯的执拗，虽然他们也发现在拿着买断补偿的同时，再在市场上找份工作，或许总收入比之前更多，但他们仍因为那份工作没有保障或者路途遥远而放弃。 一刀切 　　3月23日，夜色下的红钢城一片安宁，这里巅峰时曾住有近4万人，红砖坡顶的三层高楼房辏集在一个原本的小渔村上，打开了城市包围农村的第一篇章，武钢人在此已形成了群落。1955年，青山区集结了5万多名建设工人，7万多工人家属，列宁格勒设计分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