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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与初兴的“1956” 　　摘要：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总有一些特殊的年份因其影业在技术体系、艺术形式、美学品格、运转机制上呈现出来的转变与超越而被后人书写、铭记，“电影史的1956”即是如此。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三地电影业呈现出个别经营、独自发展的特异格局与历史奇观，但在1956年这一时代节点却同时迎来了影业的转机与初兴。所谓转机，是指三地电影业摆脱了分治七年来的困惑、停滞、整顿的局势，迎来改革、重构、立新的曙光；所谓初兴，即是说整个中国影业在影片的创作产量与艺术质量、题材类型与风格样式、文化自省与市场拓展上都达到了自立与成长中的新纬度。 　　关键词：“1956”；电影业；转机与初兴；意识形态；创作多元；文化同构 　　中图分类号：J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1-0123-05 　　历史进入1956年，在经历一系列的战争动荡与阶级整训、相互对峙与自我巩固之后，两岸三地终于能在世界冷战与民族对抗的时代背景下，获取治理社会、发展经济的共时结构。军政大区①的撤销、苏联的援助、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等，都让政权的社会控制能力和经济调节机制空前加强。这种状况不仅适用于大陆，台湾也是如此（只不过 它依靠的是土地革命、财经稳定和美国支持）。于是，被净化了的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美好向往与党派内团结一致的领导精英对于政权未来的积极构想不谋而合并付诸实践。作为经济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电影，在大陆、台湾和香港作为港英政府治下的殖民地，香港能够相对地超脱于两岸紧张的意识形态斗争，但香港电影从来都是摇摆于大陆和台湾的广阔市场中。而在其时，受制于世界冷战思维的影响，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商业主义盛行的香港电影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都迎来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带动了整个影业的转机与初兴，只是具体的生长状况却有不同。 　　一、政策：在行业改革中前行 　　尽管政策调整与行业改革是两岸三地电影业并行生发的年代趋势与发展主线，但在引导力量和整体风貌上却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左的共时形态。当中国共产党用摧枯拉朽的气势验证了新生政权的体量与权威，迫切需要将作为政治统治工具与权力话语机构的电影自上而下地改革时，台湾影业却在当局“反共”电影创作的式微与台语片产业风势遽起的消长中自下而上地生长。居于两者之中的香港电影，因政治环境与经济体制的自由无拘，在被迫或自觉中试图摆脱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与斗争，凭借娱乐受众的商业制片，自在自为地进行着产业的重构、整合与剧变。 　　1956年，内地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在电影领域的投射就是私营制片厂这一企业实体的不复存在与国营电影事业体制全面垄断局面的创成。在新中国文艺经历多年的批判、运动、斗争的历史低谷后，电影作为“教育人民最有力的工具”被纳入到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权威话语体系之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终于在文化环境和文艺政策上展开对于电影艺术的认领和接纳。这也印证了“新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是新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它在为中国百姓提供意识形态想象的同时，也为中国主流政治塑造审美形象”[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电影创作的风向标与引路人。当这一取代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经典言论被逐渐确立和体系化之后，新的电影艺术意识形态的建构就有了基本的理论范式、规定方法和逻辑表达。 　　紧随其后，电影行业全方位（理论、剧本及体制）的改革进入了实体运作阶段：1956年3月初，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呼吁广大作家积极参与电影剧本的创作，3月13日，中国作协与文化部还共同发出了《联合征求电影文学剧本启事》；同月，文化部作出决定，撤销电影剧本创作所，在各制片厂成立剧本组织机构，密切电影剧本与制片生产之间的联系。同年4月到10月，文化部派出电影考察团，前往欧洲部分国家考察电影业，为我国的电影体制改革提供参考；而电影行业改革的决定性议程――“舍饭寺会议”也于这一年10月26日至11月24日在京举行。会议结合电影考察团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对电影事业的组织方式、领导方式和经营管理等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措施。之后，以上影、北影、长影为代表的主体国营制片机构据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和探索实践，效能未及全面呈现，即因次年政治风暴的波及、圈定、深陷而半途而废，事倍功半。 　　与内地相因，台湾当局出于意识形态话语与对抗斗争策略的考量，在承续前几年所提出的“除三害”（重中之重是清除“赤色的毒”）政策基础之上，1956年更是将“战斗文艺”方针和“电影检查法”纳入到公营电影机构创作实践的核心环节，力图在加强“政宣”意志之上，既确证政权的合法性以俘获民心，又“提防统战魅影”拒止对岸意识形态的扩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