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元钞票的背面.docVIP

500元钞票的背面 　　当一张500元面值的钞票递进浙江永康火车站的售票窗口时，售票员恍若穿越到半个多世纪前。今年11月15日上午，一位八十出头的老人家，掏出一张皱巴巴的500元大钞要求购买去往丽水的火车票。钞票上印着“伍百圆”、“中央储备银行”、“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印”的字样，这不是人民币，而是一张民国时期的旧币，印制于1943年，早已不再流通。 　　 首先披露此事的媒体《钱江晚报》报道中写道：“1940年物价开始大涨，到1944年，1斤米涨到了42元。后来，民国政府继续大量印制货币，特别是从1946年后，通货膨胀更加疯狂。1949年，民国政府曾印制了一张60亿面额的纸币，但只能买到70粒米，约为现在的1分钱。”显然，该报道内容出现了偏差，搞错了老大爷手中持有500元钞票当年的发行者，将之称作为“民国政府”。事实上，1946年开始印刷大面额钞票的民国政府，并非是大爷手中此张500元纸钞的发行者。 　　 那么，这张500元到底是谁发出的？民国时期到底有哪些纸币？这些纸币后来又遭逢了怎样的命运呢？ 　　 　　伪钞而非假币 　　 　　 永康火车站这位购票的老人手上，500元面值的钞票皱巴巴，票面上可见孙中山头像，以及“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印”，钞票的反面图案则是中山陵，并附有“1943”字样。可见，这张钞票很可能确实是民国三十二年也就是1943年印制。然而，笼统地称这张钞票是民国政府所印，却很不严谨。从钞票上“中央储备银行”字样，可见这是一张中储券。所谓中储券，系汪伪政权印制发行。 　　 汪伪政权，乃是汪精卫从重庆叛逃后，于1940年在日寇扶植下成立的伪政权。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汪精卫由日本特务护送到上海。在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所著《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中，曾记载了陶希圣在汪精卫身边的一些见闻。陶追随汪精卫后又幡然醒悟，到香港公开披露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详情，并回到重庆效力于蒋介石政府。后来陶希圣曾提起，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王伯群旧居（如今的长宁区少年宫）与日本签订《纲要》时，看了《纲要》详情后说：“这哪里是卖国条约，中国岂是我个人能卖得了的？这不过是我汪某人个人的卖身契罢了。” 　　 连汪精卫内心都自认为自己做了卖国贼，但表面上还在推行一套曲线救国的歪理邪说。为和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政权自称是合法的国民政府，并沿用了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国歌作为“国旗”、“国徽”和“国歌”，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1943年后则完全采用未经修改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 　　 这张500元的中储券，恰恰是印行于1943年。发行中储券的是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中央储备银行系由汪伪政权向日本借款作为资本开张的。借款额为1亿元“自由日元”――即可以随时换成外汇的日元，俗称“老头票”。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称为中储券，从1941年开始发行。既然是汪伪政权发行的货币，即使老大爷手持的这张纸币确系当年真钞，也应该是一张伪政权的钞票――伪钞。 　　 中储券如今是否有收藏价值呢？上海银行博物馆副馆长徐宝明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储券根本不值钱。以500元面值纸币来说，如果是品相全新者，大约价值人民币100元。如果品相差的，可能也就值十几块钱人民币。” 　　乱世货币混战 　　 　　 有资料显示，截止到1945年9月，中储券共发行钞票4.6万亿元。在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试图在全国范围推行法币。1945年11月，蒋介石政权宣布中储券禁止流通。同年，国民政府宣布法币兑换中储券的比率为1比200。相比1941年汪精卫伪政权宣布的法币兑换中储券100比50，做个简单的算术――如果1941年持有100元法币，被迫兑换50元中储券，到1945年50元中储券只能换回0.25元法币。沦陷区小户人家，大部分因此而破产。 　　 民国史学者完颜绍元告诉《新民周刊》：“抗战胜利时，国军还在大后方，突然接收沦陷区，此时推行法币，兑换沦陷区的中储券到底该以怎样的比率兑换，其实是一个金融问题。” 　　 完颜绍元称，当时蒋介石曾委托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邓葆光少将，让他们估算法币兑换中储券的比值。邓葆光还有一个职务是国民政府上海敌产处理局逆产组长，后来由于“通共”，于1950年在香港街头身中九刀，保全性命后回到内地，竟然又牵连上潘汉年案，直到1980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为邓葆光彻底平反，遂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后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言归正传。周作民与邓葆光测算出法币兑换中储券的比率应该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