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磨出来的“金马”.docVIP

8年磨出来的“金马” 　　 　　广州大道中289号大院门口，我远远看见周浩，他余光一瞟，便知道来来往往的人中我就是要见他的人，微微点头，表情没有变化。即使他此刻没有扛着摄影机，不动声色地观察，轻巧、不紧不慢地移动步伐，依然让人想起美国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那句著名的论断：摄影机应该像墙上的苍蝇，不被人注意，从而真实地记录现实。 　　前几周，他导演的《棉花》拿下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去台湾前，朋友们帮他想好了“万一”得奖该说些什么，最后他在台上只“语无伦次”说了一句：“这半年经历了很多事。有朋友答应要跟我来的，但是来不了。” 　　金马奖之后，他马不停蹄地飞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一天看四五部片，为自己的下一部作品筹集资金。“金马奖奖金好少的，人民币4万元还要扣税，到手就3万2千元”，对于独立纪录片，钱从来都是紧张的，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对纪录片节的情绪：“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我们业内最认同的一个纪录片节了，它不是那么炫耀的，它是欧洲最大的纪录片节、市场。可以看到全世界最棒的纪录片都在做什么事情，不管是他们表现的手法，涉及到的题材，都非常棒。” 用隐私化的角度拍普通人的故事 　　棉纺车间里，棉絮飘在空中，日光灯下，它们的姿态甚至有些美。“在拍摄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美，这就是现实吧”。现实是，车间噪音大，空气糟糕，三十多摄氏度的气温，女工们或许是因为热，并不戴口罩。到了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周浩自己也不戴了。 　　即使看了许多“中国制造”的报道，当他真正走进棉花背后的各个环节，从种植、采摘，到棉纺、制成牛仔裤，这类细节依然触动甚至惊讶到他。他对棉花感兴趣，是在中国加入WTO后。他发现“棉花配额”、“摘棉大迁徙”等新闻密集地出现在许多新闻报道里，以及“中国加工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取一架波音飞机”的传说。 　　上百万来自河南、四川等地的人口在棉花成熟的季节进疆，河南滑县是其中的典型，每年甚至有摘棉专列。而摘棉专列又是超乎想象的，绿皮火车硬座，要坐50多个小时，拥挤不堪，连座位底下都躺了人，而他的拍摄对象延威爬到了行李架上，蜷缩着睡觉。 　　延威当时不满30岁，有三个孩子，说“穷家难舍”，她和丈夫都没有外出打工，只是每一年她都要抽出几十天到新疆摘棉花，好赚到务农一年的收入。在火车上，周浩试着跟许多人聊天，当然一些人会拒绝，延威则是愿意交流的一个。周浩跟拍了她和她的几个伙伴，最后决定把她当作主要角色剪进片子里。延威性格相对突出，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农村小媳妇”，一天能摘140多斤的棉花，摘到手都开了花，有时候斗志昂扬说第二天要摘到150斤才罢休，有时候也在灯火彻夜不息的双层大通铺上喊累，睡不好、腰疼，说下一年怎样都不来了―实际上，后来几年她还是来了，并且自豪于自己的努力改善了家庭生活。 　　“我没有像CCTV那样做一个结论，或者一个趋势性报告。我不认为我的片子对中国纺织链条有重大的解析，我是用非常个人非常隐私化的角度来看非常普通的人的故事。”普通人新疆棉农冶文骏，带着孩子趴在地上，把棉花的苗挑出来，让他们体会劳累，希望他们以后不用再种棉花;棉纺厂的年轻女工表情麻木，工作辛苦，说要辞职，被问起想好下一份工作做什么没有，却答不上来;广交会上，牛仔裤厂谈下了一单美国生意，但要加急赶制100多条，车间的小组长拍一拍伙伴说晚上十二点前肯定搞得定，死不了，却在完工的那一刻忍不住抱怨“要被累阉掉了”。 　　没有很多人意识到，最后一个镜头里周浩的用意：那些闪烁光芒的东西是地膜，棉农并没有把前一年的地膜拉出来，土地透气性就会越来越差，再过几年，“就要废掉了”，周浩用“凄惨”来形容土地的命运。“实际上中国用很薄的利润，去夯实这个国家的基础”，周浩眼中的棉花，是这一现实的切面。 　　“若干年后看中国制造，在它的众多解读中，突然有这样的角度，你不会觉得特别复杂，就一两件很简单的事，还是会给你一点触动吧”，周浩语气一贯的不咸不淡。金马奖评审，亦曾拍摄多部纪录片的导演沈可尚评价，“周浩不是猎奇，他心很平地看他的题材”。 　　这部片子前后用了8年，朋友们感叹于他的专注，身边的老同事纷纷离开一线，或去创业“发财去了”，但周浩一提8年就要遗憾自己没有在片里体现出时间的纵深。这些年，他做了许多“无用功”，2005年到2010年集中拍摄，单是跟专列他就跟了至少三趟，最后用的主要是最后一趟的;最痛苦的还是剪辑，庞杂的素材，空间跨越大，线索多，人物命运没有特别大的起伏，每个环节仿佛都能独立成片，剪了无数个版本后，他开始质疑自己，最后把片子送给法国剪辑师剪，总算对了味，剪到中途，剪辑师却怀孕生孩子去了，进展再被打断。他总调侃，这部片子逼得他合作的摄像师袁哲都转行了――袁哲承认，在这部片制作中感受到纪录片的不可控、磨人，的确是他转行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