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的教育实验.docVIP

“一年级”的教育实验 实验 　　在总制片人徐晴看来，《爸爸去哪儿》里有幼儿，《变形计》针对青少年，选秀系列瞄准高中生和大学生，《一年级》弥补的是小学生这块的空缺。由于长期做《变形计》，徐晴和她的团队渐渐发现教育是个富矿，也是当下社会的“刚需”。一年级被视作“人生起跑线”，学生课业负担不大，他们决定做这样一档节目。 　　6月开始筹备，徐晴团队去北京待了半个月，拜访了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了解学龄儿童的行为特征和思维模式。他们还为明星老师制作了两本辅导教材：《班主任工作手册》和《生活老师工作手册》。徐晴团队希望这个主打教育的节目能够引入新的教育理念，翻完国内教材，参考了香港、台湾的一年级课本，确定了《一年级》的主题和方向：自然人向社会人的启蒙过程。 　　尽管这也是从童话回归现实的过程，徐晴仍然想保留启蒙教育中美好、梦幻的一面。“华丽的外观可以给我们一种憧憬，为什么不能有这样的学校呢？”湘郡未来实验学校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这是长沙一所颇有名气的民办寄宿制学校。按照校长高晓苏的说法，学校从设计阶段起，就已计划要从建筑理念上脱颖而出，于是就有了这座英伦风格的城堡学校，两千七百多个孩子在这里读小学和中学，其中小学部有25个班级。 　　两个月后，一年级1班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节目组参与了学校的招生面试，从中选出了四五十个相对“零启蒙”的孩子，再到孩子家里观察家庭环境，并征求父母意见。最先确定的是西蒙子、安淇儿、陈思成和王梓璇，第二批是马皓轩、陆煜琳，而李昊煜直到开拍前一天才定下来。 　　马皓轩的家是典型的“4+2+1”结构，“他身上有整个家族，很典型，每个班都有一个马皓轩。”徐晴说。最终确定的7个孩子，既有典型性，又有个性。原本节目组还想找一对双胞胎，由于没有合适的只能放弃。拍摄确定后，学校召开了一次家长会告知相关事宜，不愿意参与拍摄的孩子，可以要求分到别的班级。 陈学冬和《一年级》的学生们合影 　　“他们代表了7类不同的孩子，是我们希望给观众呈现的。陈思成来自单亲家庭，父母离异，他身上也有这个社会的一些缩影。西蒙子是混血儿，很特殊的中西家庭氛围。陆煜琳是在隔代教育的家庭中，父母经常不在身边。安淇儿是典型的乖乖女，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但却有这样的小公主女儿。王梓璇，她的父亲是E哥，是公众人物。他们都是在这个学校读书的一份子，只是作为‘样本’来反映一年级1班。”联合制片人许可说。 　　尽管节目筹备阶段曾预设了7种人物性格，找孩子也有意识一一对应，但录制开始后，这些预设都被推翻了。“孩子没办法预先设定，只能说‘看菜下饭’。角色都是想象的，真正碰到他们只能尊重现实。”徐晴说。 　　拍摄时，学校的固定机位有八十多个，几个孩子家里的机位也有三十多个。7个主要小孩各有一台跟拍机，班上还需要部分机动机位。这些内容都被收录到由教室临时改建的机房中。拍完11期，有一万六千小时的素材，每一期平均一千多小时。 　　“我们的前提是，尽量避免对孩子们的干扰，在拍摄的时候尽量保持跟他们的距离，即使跟拍也要保持适当距离。我们原来觉得可能孩子面对镜头会不适应，但后来开拍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孩子很快就适应了。”许可说。 　　孩子们对自己被拍没有特别的感觉，机器不能说话，不能玩，但不在了又会舍不得。他们甚至觉得监控镜头很好玩，经过的时候拍一下或是扭一下，就像玩玩具，节目组的镜头因此被弄坏了三四个。 　　与《变形计》的城乡封闭环境不同，《一年级》的学校里充满了各种现实矛盾，老师与学生、校方与节目组、孩子与家长、学生之间……“很多真实的矛盾需要去协调，我随时可能被叫停，随时可能说这个不行。”徐晴说。 　　徐晴本来希望节目播出后能够解决一些启蒙教育存在的问题，但她发现教育没有绝对的标准，便将节目转为呈现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理念，“观众心里有答案，他会想，这种方式教我家崽不行啊，我得调整。我们只要把真实的教育呈现出来，然后有共鸣，有触动，还有一点故事，那就最好了。” 　　禁忌只有一条：避免伤害。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女生洗澡是不能拍的，男孩子拍了下体也要打上三角裤图案。 　　但在徐晴看来，与教育有关的内容一定要呈现：孩子的吃喝拉撒、父母的政治、老师的教育……比如选班长，背后折射了家长们的功利心，也做出了判断。“王梓璇最后的当选给所有家长做的事情下了两个字的判定：徒劳。孩子的世界，你不懂，也干预不了。”又比如马皓轩家庭和西蒙子家庭教育的碰撞。“任何争论都是差异造成的，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只能呈现。”徐晴说。 《一年级》总制片人徐晴 没有坏孩子 　　高晓苏认为，一年级的教育应该保留“儿童化”。“从游戏玩耍过渡到学习，这个教育不是说我们告诉他，你要从这个坎迈到那个坎，这衔接是无痕的。” 　　然而，无痕衔接几乎与电视节目制作的原则相去甚远。孩子是不可控的，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