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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兼治”论社区减负 　　“在传统思路上，社区怎么改都有问题。如果是为减负而减负，也必然会失败。” 　　嘉宾： 　　向德平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吴亦明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史锦平 　　中共南京市委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昌红梅 　　铜陵市铜官山区区委书记 　　“不能为减负而减负” 　　《决策》：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社区已经到了非减负不可的地步了。现在大家都对社区不满意：上级不满意，认为布置的工作社区做不好；居民对社区服务更不满意；居委会也不满意，觉得自己是“万金油”什么都要做。为什么会这样？ 　　向德平：现在社区负担太重，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基本事实。为什么会负担重？过去整个社会是通过单位制来进行管理，随着单位制逐步解体，很多原本由单位承担的职能分化到社区了，包括大量的行政管理事务和社会服务事务。 　　于是，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部门都要在社区插一条“腿”。为什么？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社区事务越来越多，社区工作对象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同时，社区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 　　吴亦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万能政府的职能没有转变。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市场起决定作用，但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政府始终没有认为它需要一个非政府的、社会的、独立的载体运营，仍然把社会事务和行政事务不加区分。所有的政策都要通过社区落实到最底层，这样的体制设计决定社区负担重。 　　我们还有一个体制上的局限，就是在职能设置和资源配置上是倒三角形的。越是上层，资源越集中，基层配置的资源很薄弱。负担重因为什么？因为担负的工作任务和相应的资源严重不匹配。 　　另外，长期以来存在的官僚主义运作方式和形式主义作风，也是导致社区负担重的原因。 　　昌红梅：针对这一情况，铜陵市委、市政府决定在社区开展“三减一加强”（减牌子、减考核、减事务，加强社区党工委建设）专项行动，并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整改任务。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我们不仅是减牌子、减考核、减事务，更是对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的一次巩固和深化，是对社区公共服务的一次改进和提升。可以说，这次社区减负实际上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的再造和细化。 　　《决策》：过去很多地方针对社区减负也做了很多探索，但效果都不明显，为什么社区减负这么难？ 　　吴亦明：如果是为减负而减负，必然失败。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必然会出现反弹。我们简单地砍掉部门进社区的“腿”，那么该做的事谁来做？是不是社区功能就能很好的发挥了？ 　　所以，需要体制机制上的突破，真正用法治的思维来解决。宏观层面上说，要修订《居民委员会自治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要转变职能，要明白政府到底应该干什么，摆脱原来的发展思维和发展方式。但这些问题需要慢慢去解决。 　　史锦平：政府职能转变确实是社区减负最核心的东西。社区减负不是简单的取消行政负担，而是从根本上推动社会治理和政府转型，改变社会建设中以政府主导为主。政府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政府做不好，也做不了。 　　如果社区减负只是取消市区两级的工作事项，而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容易反弹。我们常说的职能部门进社区，是到社区开展工作，而不是让社区去做。所以执政理念上要改变，体制机制上要改变。 　　要把社区减负放到体制改革的层面，推动社会治理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从街道入手，转变街道职能，取消经济职能和经济指标考核，将街道从经济发展主力位置上退下来；改变街道运作的机关化，建立直接服务群众的平台，而不是作为政府的管理机构。 　　从国家层面来说，也要进行减负，国家层面的社区评比太多了，同时有些权限也要下放。 　　“社区变了， 　　政府也要变” 　　《决策》：现在大家都把矛头指向职能部门伸进社区的“腿”，社区减负也主要针对职能部门，这似乎也不客观。 　　向德平：职能部门也想下去服务，但没有“腿”，只能依赖于社区。很多人批评职能部门，客观来讲，很多部门人员是不多的，却要面对一大堆的事务。 　　所以，不能一味说职能部门是坏的，只是说在目前管理体制下，部门通过行政式下达任务给社区，但给的资源很少。 　　如果真正费随事转，资源由社区来进行整合，社区有了资源就可以购买服务，或者支持社会组织的服务，那么社区就不会把这个作为负担。所以说，一味的砍掉部门的“腿”，这也不对。关键是事权和资源要匹配，政府职能的转移一定要与购买服务结合起来。 　　在传统思路上，社区怎么改都有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开始从根本上得到厘清。所谓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就是把政府、社会和市场摆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采用多元主体平等的治理。 　　所以，社区减负一定要把这个作为重点，真正把社会摆在平等位置上，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