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中的国共关系.docVIP

《北平无战事》中的国共关系 像《北平无战事》就是家族剧、谍战剧与反腐剧的“组合拳”。 　　讲述1948年国共谍战的电视连续剧《北平无战事》播出不久即引发热议。与一般国共暗战的故事不同，这部剧的亮点在于呈现了国民党内部的反腐斗争，尤其是把之前国共剧中很少出现的蒋经国及其领导的“铁血救国会”塑造为打击国民党贪腐和全心全意拯救“党国”于危难的力量，只是这些精忠报效党国的力量并没能挽救日暮西山的国民党。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告别革命”、冷战终结以来，国共和解、国共联合抗日、国共一家亲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主旋律，那么以《北平无战事》为代表的新国共影视剧，则实现了从国民党内部视角重述国共内战历史的“新境界”。在大众文化的想象中，国民党不仅从“反动派”叙述恢复了其在民国史中的所谓“正统”、“合法”位置，而且实现了“现代中国”的民国化。人们以民国为镜，可以顺畅地完成对当下中国一些问题的反思和批判。 被重新讲述的国共关系 　　新世纪以来，民国历史已经从民不聊生、社会黑暗的旧时代变成了风姿绰约、大师林立的黄金时代。这种方兴未艾的民国文化热、民国“范儿”与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密切关系。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转折使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路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激烈对抗的冷战逻辑也随之瓦解，中国进入后冷战、后革命时代。一种与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相契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成为1980年代以来的主流价值观，中国、中国人和中华民族作为新的历史叙述的主体取代了1950到1970年代的阶级斗争史观、革命史观和人民史观。1990年代末期这种现代化的、发展主义的国家富强之路又被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景，而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近现代悲情史终于转变为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复兴的“复兴之路”。 　　伴随着共产党从“阶级认同的革命党”转型为“民族国家认同的执政党”，重新讲述国共关系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民族国家的意义上解释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成为一种必须克服的意识形态难题。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三种重述国共关系的影视剧类型。第一种是抗战剧，凸显国共联合抗战、淡化内战历史。如新世纪以来热播的新革命历史剧《亮剑》（2005）中主要讲述八路军李云龙与国民党楚云飞并肩“打鬼子”的故事，到了内战时期，李云龙立马“负伤住院”，从而避免与惺惺相惜的楚云飞兵戎相见;第二种是谍战剧，把国共正面战场的对抗转化为地下斗争的谍战故事，这也是2005年以来谍战剧盛行的重要原因。这些无名英雄的暗战无需涉及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而且不管是中共“地下党”，还是国民党“特务”，都变成“有信仰的人”。就像2009年最成功的谍战剧《潜伏》里共产党余则成和国民党李涯各自忠于内心的信仰，而甚至一心为“党国”鞠躬尽瘁的李涯更让观众感动。在这里，信仰被相对化和抽象化，谍战剧也演化为办公室政治的职场剧。 　　第三种是家族剧，把国共历史放在一个大家庭中来讲述。比如在抗战剧和谍战剧中，“化敌为友”的国共往往被书写为同胞兄弟，这就把冰火不容的国共冲突变成了血缘家庭内部的兄弟之争。与这种国民党为兄、共产党为弟的想象相伴随的是，曾经在“五四”时期作为封建象征的老父亲和大家族重新出现了。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历史小说（如《白鹿原》等）用家族史来重构近现代历史，那么新世纪之初的家族剧（如《大宅门》、《乔家大院》、《闯关东》等）则清晰地把大家族与白手起家的商战故事联系在一起。于是，这些家国情怀、家国故事的“家庭”并非平头百姓的小家庭，而是集政治权力、经济实力和传统文化（如儒家伦理）于一身的大家族。 　　对于成熟的大众文化来说，很少有单一类型的作品，往往是不同类型的复合体。国共题材影视剧也是如此，一般是家族剧、谍战剧与抗日剧结合到一起。像《北平无战事》就是家族剧、谍战剧与反腐剧的“组合拳”。首先是家族剧，哥哥方孟敖和弟弟方孟韦分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而父亲则是留学美国的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经理，是政商背景深厚的权贵之家;其次是谍战剧，不仅在各个要害部门有地下党，而且出现了“无间道”式的双重间谍，如廖凡扮演的潜伏在中共内部的铁血救国会成员梁经纶;第三是反腐剧，正面呈现了1940年代末国民党自身的腐化堕落以及蒋经国带领铁血救国会所展开的反腐行动。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共和解的前提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都变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党，也就是说代表不同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代表中华民族的“党国”。相比抗战剧所高扬的抗日民族英雄以及谍战所塑造的“有信仰的人”，以《北平无战事》为代表的国共剧最重要的改写在于，站在国民党的角度来讲述1940年代中后期的国共决战，从而实现了“现代中国”的民国化。 现代中国的民国化 　　在革命史中，中国近现代史一般被讲述为从“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