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时代与三个皇帝.docVIP

三个时代与三个皇帝 　　法兰西民族在大革命发生前，经历了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五时代和路易十六时代。 　　路易十四实行“朕即国家”的绝对君主专制独裁统治，人称“太阳王”。他在以强势铁腕把法国国力推向鼎盛之后，不可逆转地显露出巨人的泥足，开始滑向初始动机的反面。他利用专制独裁的体制优势，强行推进了所有专制独裁者在顺境中都可能做出的蠢事，使一个民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日中则昃”，当这个“太阳王”日薄西山时，他把一个大厦将倾危机四伏的王朝留给了后继者。 　　接过王冠时的路易十五年仅5岁，是左右不了局势的“儿皇帝”。摄政王其叔父奥尔良公爵生性放荡，坐享其成于路易十四构建出的虚幻繁荣，整个法国上流社会沉溺于一股醉生梦死的末世狂欢之中。这部硕大无朋的专制机器，依其巨大的惯性，继续为维持所谓的“国家光荣”而耗尽最后的国力。平庸而不求有功但求无事的路易十五亲政后，只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维持会长”。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法兰西这驾马车还是传承到了路易十六手里。他很想承继祖辈的辉煌，立志成为一代中兴之主。路易十六曾被称为“激进改革家”或“忽然改革家”，他也几番试图深化改革，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以挽救大厦于将倾。然而，他优柔寡断首鼠两端，在利益权贵与贫困民众之间摇摆不定，错失了许多断然实施改革变法的良机，终于激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把自己也把一个王朝推向了断头台。 　　中央领导人一再推荐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自有深意。托克维尔在此书中，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成因及后果，指出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通过比较研究，托克维尔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诡谲悖谬的现象：“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推进过程中，经济发展越是快速的社会，出现的社会矛盾反而越多。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托克维尔向当政者发出警告：“革命已经迫近。”还说“我深信无疑：我们睡在一座火山之上”，“我看到世风日下，担心它在很短时期内，很可能是在最近，将你们带入新的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精当地总结出“托克维尔定律”：“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 　　从路易十四时代到路易十六时代，三个时代一台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我们提供了知往开来的历史镜鉴。 　　“朕即国家”：路易十四时代 　　1638年，路易十四在他的父母结婚23年后，才姗姗来迟地降临世间。路易十三老年得子，路易十四的诞生，被看作“天降的奇迹”。翻阅那个时代的名人回忆录，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每本书中都充满着荒唐可笑的预言，演绎着神话的传说。路易十四诞生时，一位占星家就被小心翼翼地藏匿在王后的房间附近。路易十四的诞生被认为是“太阳出世”。 　　1643年，路易十三因结核病去世，将皇位传给路易十四。当时路易十四仅五岁。根据路易十三口授，由王后安娜、王弟孔代以及政府官员组成摄政会议。但王后安娜违背了国王遗嘱，把大权交给了她宠信的意大利人、红衣主教马扎然。马扎然很是专权，有一个细节能说明问题：法军在战胜西班牙军凯旋归来后，路易十四想跟随马扎然去慰劳凯旋之师。但无论路易十四是以国王名义还是以摄政王的随从名义，都没有得到马扎然的同意。马扎然既是路易十四的摄政首相，又是教父，他对路易十四的教育就是对自己的崇拜和盲从。以至路易十四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他再活得长一些，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来。” 　　1661年3月9日，马扎然去世。23岁的路易十四终于可以亲政了。人们原本认为路易十四一直生存在马扎然的阴影下，依然会像他父亲路易十三依重黎世留那样任人支配。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路易十四一上位就表现出霸气和强势。他的政治主张十分明确：“国王是绝对的主人。” 　　还有一个细节：接任马扎然主教的卢昂红衣主教问路易十四：“您尊贵的助手踏上了天国的旅程，请问，我们今后有事找谁？”路易十四毫不含糊地回答： “找我！”一个凌驾于教皇之上的君王赫然出世。 　　路易十四的政治思想与其父思想智囊黎世留有许多“英雄所见略同”之处。黎世留认为“国家只需要一个舵手”，“众多舵手从来无法一同掌舵”，“一国之中，就管理事务而言，同时存在几个平等的权威将最为危险”。 黎世留表示：“臣民必须对其君主表示盲目服从”，他还说出这样的比喻：“必须将民众和骡子相比，骡子习惯于重载，长久休息比工作更能使它们变坏。”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着特定时代的潮流趋向。 　　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显著发展。他大刀阔斧实行经济变革，将经济问题交给善于理财的大臣柯尔伯，推行重商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