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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百姓吃亏 防止“保水返贫”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日期临近。历经50余年的论证、规划和设计，10余年的工程建设，这条向北流的“人工河”承载了众多希望，也承受了大量质疑。 　　7月下旬以来，《民生周刊》记者沿着中线工程线路，从湖北十堰、河南南阳到河北、北京、天津，探访丹江口水库、干渠及受水地状况。 　　我们看到了这项世纪工程的成就，也获知了其中的隐忧。我们了解到各地为保一泓清水北上所作的贡献，也感受到移民的辛酸及保护水质的不易。 　　一路走来，我们越发觉得南水北调不仅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何确保水质安全？水源保护与经济发展如何平衡？工程建设任务完成后如何做好维护与管理？ 　　这不仅是水源区河南、湖北、陕西三省9.5万平方公里区域所面临的问题，更是1432公里调水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河南4省、19个大中城市及100多个县市受水区共同面临的问题。 　　显然，问题不能仅凭一地之力解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如何发挥最大效益，需要国家共下一盘棋，需要中央统筹。 　　为此，《民生周刊》专访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环保司副司长范治晖。 　　“国家不会看着水源区为了保护水质而牺牲自己。”范治晖强调，对于怎么保护、怎么发展，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水源区及沿线各地，中央会有支持，也会有监督。” 　　“不能让水源区百姓白作贡献” 　　民生周刊：据水源区各地反映，自2003年库区“停建令”下达以来，地方经济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对此您怎么看？ 　　范治晖：这个问题过去在库区存在过。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水库正常蓄水位从157米提高至170米，淹没范围扩大约310平方公里，主要涉及河南、湖北的6个县（市、区），移民30多万人。水源区范围比库区大很多，涉及河南、湖北、陕西三省40多个县（市、区），约1500万人。 　　在库区新增淹没的310平方公里范围内，从2003年停建令下达后确实停建了，再建的话也会被淹，因此停建是必要的。对移民搬迁前31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30多万移民群众而言，搬迁前几年内不能翻盖新房，不能新建设施，受到很多制约。随着2012年移民搬迁结束，这些影响已经过去。相对于整个水源区9.5万平方公里来说，停建令涉及的面积不到1/300，同时对库区局部限制并未扩散到整个水源区。 　　民生周刊：水源保护区通常面临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在避免水源区百姓“因保水返贫”的问题上，中央做了哪些工作？ 　　范治晖：水源区涉及三省9.5万平方公里、4个省辖市、40多个县（市、区）、几百个乡镇，约1500万人口，人们要生产、生活必然会产生污染。所以，要使库区水质一直保持Ⅱ类水标准，水源区需要对污染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改造，改造达标无望则要关闭，需要抬高门槛杜绝新上污染企业，需要建设运行污水垃圾处理设施，需要对农药化肥污染进行控制，这些都要付出代价。 　　比如，由于地理气候原因，黄姜种植加工曾是水源区的特色支柱产业，种植面积达100多万亩，但黄姜加工皂素过程中产生大量高浓度污水。为保障水源地水质安全，国家专门制定了黄姜皂素产业政策，规定对年产300吨皂素以下的黄姜加工企业进行淘汰和限制，地方为此关停了200多家黄姜加工企业，部分人员因此失业，同时农民种植黄姜失去销路，种植面积相应降到20万亩。因关停污染企业，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同时新出现的就业和民生问题增加了地方财政支出。 　　我们对水源区因保护水质造成的“减收增支”情况进行了统计，为弥补损失作了很多努力。2008年开始，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要求，中央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地方进行转移支付。当时，水源区43个县中只有21个县属于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我们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跟财政部沟通，财政部也很支持，最后确定水源区所有县均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 　　相对而言，水源区大部分地区是贫困落后山区，其人均财力历史上一直落后于所在省的人均财力。2008年财政部按照达到所在省人均财力水平的缺口转移支付14.6亿元，2012年又专门为水源区增加污水垃圾处理经费，2013年已经增到40多亿元，平均每个县接近1亿元。可以说，这项政策的实施基本解决了地方因保护水质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当然，地方仍在反映补偿不够。但我们同时发现，由于中央财政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贫困地区往往首先满足工资发放，个别县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资金几乎全部发了工资，生态环保经费却不落实。因此，国家建立了监控手段和考核体系，督促地方落实责任，保证治污规划实施和污水垃圾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让笔笔资金名符其实。 　　为实现水源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水源保护的双赢，水源区各县（市、区）的发展不能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