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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询问递增监督效力 　　委员长宣示专题询问 　　“老百姓到底要哪年哪月才能呼吸到不污染的新鲜空气？”“环保部门已叫停的企业为何仍在非法生产，迟迟不能淘汰到位？”2014年11月24日下午，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进行大气污染防治专题询问，省政府11个部门负责人现场作答，犀利的提问和追问，全程电视直播，为这次专题询问增添了监督“火力”，更引发人们对专题询问价值和效能的关切。 　　2010年6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了2009年中央决算，在人民大会堂的6个会场，财政部多位负责人接受特殊“考试”――专题询问。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进行专题询问。 　　“专题询问的内容、对象更集中一些，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一个创新和亮点。”时任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陈斯喜说，专题询问强化了人大常委会审议、监督职能。 　　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度选择财政决算、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改革等问题，结合审议“一府两院”相关报告，继续依法开展专题询问。 　　到2012年10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就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性住房建设、保障饮用水安全等事关发展大题和民生热题开展了9次专题询问，一共提出200多个问题，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分别作了回答。 　　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了3次专题询问。追问肺结核防控措施、关注国家科技资金投入效率、直指“哭穷戴帽”争利益等等，体现了常委会组成人员“站在人民立场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监督基点。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直指“简政放权”，国务院14个部门的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了询问。 　　专题询问走向常态 　　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自上而下”推进，很快辐射至地方人大，激活了地方人大监督的因子。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专题询问话音甫落，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很快接过专题询问这一监督新举措。 　　世博会后的上海是否依然整净？道路拥堵是否会反弹？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很在意市民的担忧。在上海世博会即将落幕之际，2010年9月15 日上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就“世博后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面对市政府“一委八局”主要负责人开展专题询问。此次专题询问，开启了全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之先河。此后的9月、12月，湖北、安徽省先后跟进，分别就农村饮用水安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专题询问。 　　到了2011年，海南、湖南、甘肃、陕西、广东省等2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就保障房建设、财政决算、食品安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26项民生热题开展专题询问，被称为“专题询问年”。食品安全和保障性住房建设成为专题询问两大重要议题，其中，湖北、河南、海南、云南、新疆等省区人大常委会问“房”，而湖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区的专题询问指向“舌尖上的安全”。 　　据统计，2012年有24个省级人大常委会针对30项议题开展专题询问。浙江省宁波市人大的杨文彪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截至2014年5月，除吉林省外，30个省级人大常委会陆续开展了专题询问；有14个副省级城市开展了专题询问，尽管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尚未开展专题询问，但在今年6月通过了专题询问工作办法。更多的市、县级人大常委会也纷纷尝试专题询问。从“问钱”、“问房”、“问药”、 、“问食品”、“问教育”、“问生态” 到“问司法”， 各地开展的专题询问所选议题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问题，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 　　此外，地方人大常委会积极推进专题询问制度化、规范化。云南、河北、海南等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制定监督法实施办法中，对专题询问这一监督方式作出了具体规定，广东、安徽、青海等省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专题询问办法。 　　防止专题询问“对台词” 　　面对各地人大常委会密集开展的专题询问，有人提出，是不是在追赶民主时髦？专题询问是否真正有用？各地人大在探索中改进组织形式，增加监督“火力”，以监督实效维系专题询问的强大生命力。 　　如何“问”出深度和要害，“答”出责任和承诺？上海、重庆、浙江、湖南等地人大常委会规定，专题询问要求提问时每人每次不超过两分钟，回答问题时每次不超过10分钟。上海规定，如果询问者对回答不尽满意，还可以对应询人进行追问。 2010年9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就“世博后建立城市管理长效机制”专题询问时，有4位询问者“追问”，询问气氛更加热烈。 　　就在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改善专题询问抱有殷切期望。“人大和政府之间的沟通还应该敞开一点，可以更多一些互动，多一些对话”，贺铿委员认为，今后专题询问应该经常化，并加强后续效果的跟进。 　　2013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场专题询问结束后，张德江委员长对专题询问工作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