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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纪录片？ 　　国际化，从话语体系上和世界达成真正的接轨，不再自娱自乐――这可以说是中国纪录片人的一大心愿。 　　 但什么是国际化？“并不是一厢情愿地加上英文字幕就叫国际化，也不是跟外国人合作就是国际化。”北师大教授张同道说，“国际化是一种讲述的方法，国际化是一种价值观。国际化就像我们的普通话一样，基于发音和对语法的理解，要说得互相听得懂。” 　　 他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就像中国历史，美国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一个孔子，一个秦始皇，一个毛泽东，顶多加一个末代皇帝。要是再加个宋徽宗进来，就足够让美国人晕倒。” 　　 我们最想让西方人知道长城、故宫、瓷器、茶叶、丝绸……可是西方人真正想了解的，又真的是这些吗？ 　　 　　老外爱看啥？ 　　 镇江西津渡国际纪录片盛典有着国际化的评委阵容――阿巴斯?阿诺特是卡塔尔半岛国际纪录片节主席;克里斯多夫?坡提克是法国卢萨斯纪录片电影节副主席;小笠原隆夫是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系教授，代表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出席;韩国釜山大学教授文宽圭，也是釜山国际电影节、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的评委。 　　 《新民周刊》对海外评委一一进行了专访，结果发现，各国评审对中国纪录片的期待都各不相同，欣赏口味也会因本国的纪录片发展情况而异。 　　 以邻国日本为例，纪录片在电影达到很高水准的年代诞生，至今已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间出现了像小川绅介、土本典昭这样了不起的纪录片大师。”小笠原隆夫说，“他们拍了许多纪录片，反映日本高速发展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像小川的经典作品《三里冢》系列，跟踪十多年，拍摄当地农民反抗修建成田机场强占耕地的故事。”在他看来，日本的纪录片并没有出现娱乐化的倾向，观众还是喜欢看那些密切观照现实，反映社会问题的用心、良心之作。 　　 而在素以盛产艺术电影闻名的法国，纪录片的拍摄可以和电影一样申请资助。“法国有一个影视基金，不是来自政府拨款，而是来源于影视产业自身――由电影门票附加税、录像带和DVD销售税、网络视频点播营业税和电视营业税四种税款构成。”法国卢萨斯纪录片电影节副主席坡提克本人就曾申请到一笔资助，“就像图书分社科类和小说类，电影也分故事片和纪录片，在纪录片方面，观众更喜欢像社科书一样有思想性的，或是完全个人的、最原发的表达。有些人会担心拍得太深奥观众会看不懂，其实观众才不笨。” 　　 韩国和阿拉伯国家同样有许多反映现实问题的纪录片，也因此，他们对中国纪录片的期待里，都包括现实题材、社会问题。西方就更不用说，媒体都以批评政府为己任――“BBC就经常批评政府、批评王室”――不能批评政府，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纪录片的国际化。 　　 另一方面，抱着猎奇的心态看中国，也是国际上对中国纪录片始终存在的一种偏好。就拿本次盛典来说，中外评委们一致认为入围作品题材广泛，还出现了中国以往少见的工业题材――但海外评审的注意力，还是轻易就被“老少边残”吸引过去。 　　 “老外希望我们拍少数民族，喜欢看到一些中国落后的东西，也会对中国特有的东西感兴趣，比如大熊猫，国外看不到。这样的题材比较容易出彩，也容易获奖。”盛典评委朱贤亮说，“但老少边残题材已经不是我们拍摄纪录片的主流，中国人不能只拍这些去迎合。我们也应该表现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 　　 海外对中国纪录片的审美趣味，赶不上中国纪录片本身发展的步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现实的尴尬。 　　 　　纪录片本是电影的长子 　　 中国纪录片为何会被另眼相待，而不是放到西方通行的评价体系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多将纪录片视作电影的一种，而非置于电视范畴。提到纪录片时，他们用的词是“Documentary Film”，纪录电影。 　　 “什么是纪录电影？”张同道说，“最早的电影，其实就是纪录片――纪录片本是电影的长子，现在却沦落成了故事片的穷兄弟。” 　　 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他套用了一句HBO的广告词：“It’s not TV ，It’s documentary film.”（这不是电视节目，这是纪录电影。）“电视只是纪录片的一个传播媒介，而纪录片本身的制作方式跟电视栏目完全不同。” 　　 在纪录片产业更为成熟的日本，“观众不会去刻意区分剧情片和纪录片，宣传上也没有大的区别。”小笠原隆夫说，“在东京，放映纪录片的电影院就有几十家，虽然规模比综合电影院略小，但数量很多，纪录片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民众认知度，都和剧情片差不多。” 　　 而在艺术院线发达的法国，纪录片的公映就更不是问题。据坡提克透露，法国纪录片每年公映的数量在30―40部，每场6―9欧元的票价也和剧情片相同。 　　 韩国的纪录片播放渠道和中国类似，以电视台为最大阵营。但2008年一部名叫《牛铃之声》的纪录片，不但走进了院线，还创下200多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