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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区《红楼梦》隐喻研究综述 　　摘 要：中国古代四大经典名著之一《红楼梦》因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引起多次“红学”研究思潮，也不乏学者从各类学科相关知识入手以剖析这部名著。本文将对此进行系统分类和总结，以方便国内外“红学”研究者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红楼梦》；隐喻；综述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章回体长篇小说。从亚里士多德至今的2000多年，隐喻一直是国外学术界（尤其是语言学界）各研究领域中的一棵长青树，在20世纪70年代更是进入了一个“隐喻狂热”的时代（张全生，2004）。LakoffJohnson（1980）指出，“隐喻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不但渗透在语言中，也渗透在思维和活动中。我们借以思维和行动的普遍概念系统在本质上都是隐喻的”。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认知现象，是人类一种基本的思维、认知和概念化方式（UngererSchmid 1996：118-122；蓝纯1999：7；卢卫中2003：23）。隐喻是从一个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或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向另一个概念域或认知域的结构映射，即从“始发域”（source domain）向“目的域”（target domain）的映射。即是说，一个范畴赖以得到解释的概念域是用另一个概念域来解释的（文旭，1999：35-36）。中国语言学界虽然对隐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还是有很多学者从隐喻入手展开对经典名著《红楼梦》的研究。笔者经过整合梳理发现，我国对《红楼梦》进行的隐喻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1.从某种理论或视角出发，看《红楼梦》中的隐喻现象；2.从隐喻或是隐喻的某一角度出发，分析《红楼梦》这部作品。 　　1.从关联理论出发，看《红楼梦》中的隐喻现象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者发出一个明示性刺激信号是为了两个目的：首先，是信息目的，向听众明示一组预设；第二，是交际目的，使信息目的互明（SperberWilson，2003）。廖芸（2007）认为“即使《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有巨大差异，但在关联理论下，这两个译本仍然为我们提供了翻译方法和原则的详细阐述”；杨定都（2009）认为“在关联理论指导下看《红楼梦》大体上的翻译，译者应该使读者了解到，前者为使后者明白自己的翻译目的，已最大化地避免了理解上的错误”；周维，陈水平（2009）认为“杨宪益在其英译本中对于含有隐喻修辞的人名主要采用的是拼音翻译音译法，从关联理论来看在人名中的暗含意义没有被成功地翻译出来，作为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的翻译也就算不上成功，另一方面，霍克斯对于《红楼梦》人名中隐喻的英译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致使人名中的隐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导致文化缺省，因此，在翻译实践中对暗含在目的语中导致文化缺省的原语应采取相应的语言手段予以明示，才能给目的语读者提供充分的语境效果而达到最佳关联，实现互动”。在关联理论指导下对该作品中的隐喻进行翻译，无论是人物名称，还是隐喻现象，即使受译出语、译入语或文化背景的限制，译者都试图把翻译处理得恰到好处，即使有不能完全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2.从隐喻或是隐喻的某一角度出发，分析《红楼梦》这部作品 　　隐喻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方便我们认识和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华丽词藻、诗词歌赋以及其他在生活中不常为人们所知晓的特殊表达。因此，国内游很多学者借助隐喻来剖析《红楼梦》这部作品：肖家燕（2007）认为“从《红楼梦》隐喻翻译的差额观说开去，我们不应该拘泥于《红楼梦》可译与不可译的无谓争论，而应该转向可译度的讨论，以及差额内涵及差额评价体系的研究，建立起《红楼梦》的差额翻译观，乃至文学翻译的差额观，构建科学的翻译评价体系”；张翔娜（2011）认为“《红楼梦》集隐喻之大成，其功能包括修辞学、语言学、是个建构性功能，评价、认知和文字游戏等功能。正是有了这么多的功能，这部伟大的不朽之作才值得我们去细按、熟思、认真把味”；甄桂英，方红（2011）认为“隐喻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其意向的转换模式与翻译过程中处理文化因素的模式相一致：文化移植、虚化（意象的消失或省略）、归化”。所以，《红楼梦》中的隐喻现象及翻译策略依据译者的主观意识而各有千秋，译者能够在隐喻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使《红楼梦》汉语版本译入英语时，在传递信息量最大化的前提下，努力做到隐喻意象能尽量忠实于《红楼梦》汉语原文，又会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认知方式和文化背景。 　　3.小结 　　综上所述，作为认知工具的隐喻方便了我们从正确的角度认知《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通过以上隐喻以及隐喻与相关理论相结合来分析《红楼梦》的一系列学术论文概括，为以后我们用隐喻来认知其他经典著作及文学成就提供了正确的典范和依据，同时也拓宽隐喻的应用范围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