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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须有更多优秀的智库学者 　　如果把在研究机构工作的人泛称为“学者”，那么，从功用上至少能分出“智库学者”和“一般学者”两大类。后者又能按不同的学科进行分类，比如经济学人、金融学者、科学家等等；前者则很难严格地用学科种类来划分，因为“智库学者”不能拘泥于纯理论和单一学术化的研究，而必须要有更强的现实问题导向和多元知识背景，研究内容往往随着现实需求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正因如此，目前中国极度缺少优秀的、复合型的智库学者，这是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大障碍。 　　为什么缺少优秀的智库学者 　　二战结束后，大学在整个现代社会运行体系中占据主流地位。要进入研究行业，通常需要有严格的资质审核，比如，要有博士学位（现在不少大学还需要博士后的履历），必须有学术文章发表（有的大学更是要求须在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过文章），要有学术延承与专业划分（什么样的学科毕业必须到相应的学院任教）等等，这类在欧美世界兴起的现代大学传统与惯例渐渐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所继承，进而形成了相对高门槛的学术圈。这种高门槛保证了学术的纯洁性，但往往也被不少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所诟病。 　　从智库建设的角度看，智库学者需要学术圈的熏陶功能与研究功底的培养，但学术圈的相对保守与固化的研究特点，也造成了智库发展的不利条件。比如，学术圈大多鼓励清高、象牙塔式的研究，智库界却需要探下身，做与当下情况紧密相关的研究；学术圈大多鼓励坐冷板凳，做长期研究，智库界却必须追求热点，做政策层面急需解决的问题研究；学术圈的写作习惯一般是先文献梳理，再娓娓道来，着重过程分析，洋洋万言，智库界的写作方式却是直击问题，短小精悍，看重结果与政策建议；学术界的考核体系基于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智库界的评价标准却是高层与现实影响力；学术界的工资待遇相对较低，智库界却有更高额的项目奖金与相对明确的激励制度；学术界需要长期的聘用合同，智库界则要有更灵活的人事机制。 　　诸多差异迫使现代大学体系必须为产生优秀智库学者而做出相对调整。笔者曾走访了十多所欧美大学，与相关研究机构谈论大学智库的建设，得到的回应出奇的一致：大学研究机构要么做学术，要么寻求机制突破，相对独立地做智库。 　　自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大学与智库界均出现了重大变化：一些大学明确部分研究机构的智库定位功能，取消诸多严苛与固化的学术限制，如不一定要在学术类期刊上发文，为引进优秀的智库学者放低门槛等等。逐渐地，一批优秀的、具有强大智库功能的大学智库出现了，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等等。与此同时，美国智库界的调整更大，很多智库直接取消了博士学位这一准入条件，不再给长期雇佣合同，研究内容以项目制为主，采取公司制的管理方式，等等。 　　上世纪70年代后，智库越来越成为了美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力量，甚至被称为继行政、国会、法院、媒体之后的“第五权”，也成为美国对外软实力的重要源泉，在国际话语权与外交博弈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比之下，在中国，最有可能培养智库学者的大学还没有做出足够多的调整，原有官方智库的改革进程还相对滞后，这使得优秀智库学者的数量远远跟不上中国发展的时代需求。 　　怎样才算优秀的智库学者 　　要培养优秀的智库学者，就要知道“优秀”的标准是什么？笔者根据自身的一些经验，简要阐述以下拙见： 　　第一，优秀的智库学者要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与现实关怀。不少年轻学者长期浸泡在学术思考与文献梳理中，对理论推演的兴趣远远高于对现实变化的关注，他们更喜欢宅在书斋或泡在图书馆里，更喜欢与同类学人交往。这样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非常优秀的学院派学者或学术专家，但很难成为优秀的智库学者。智库学者需要长期保持对改变社会与改善国家政策的欲望，热衷于走出去与各类社会人员交往，对校园外的真实情况保持高度的敏感、兴趣与责任感。我常与院内的同事说，凡人只有一条命，即性命；优秀的人有两条命，即性命与生命；智库学者必须要有三条命，即性命、生命和使命。发自内心的使命感，是一名优秀的智库学者的必备个性，也是推动智库学者孜孜以求、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的根本动力。 　　第二，优秀的智库学者要有极强的政策研判力与全球视野感。政策研判力是智库学者的必备能力。智库学者应善于研读各类政策文本，再结合现实问题，寻找到研究方向与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优秀的智库学者必须从国内与国外两个大局中寻求政策改善的各类方案，尤其是对宏观政策的研究，更是要注重全球变量。比如货币、利率、证券等，看似都是纯国内的金融议题，但如果不考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各类因素，很难得出一项可行和准确的政策建议。 　　第三，优秀的智库学者要有统合组织与传播能力。一篇研究报告的问世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调研与一定人群的访谈，这就需要智库学者拥有